为什么要改革和改善党的领导方式.doc

为什么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一改革与改善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在人们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上呈现出市场化、国际化、多样化、多元化等发展趋势，在公共管理制度和方法手段上呈现出规范化、公开化、法制化、服务化等发展趋势。这些变化，都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必须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领导和执政关系上存在的不适应问题，日益显现出来。长期形成的不区分党的领导和执政、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以党代政等体制方式上的问题，愈加显得不相适应。一些地方党委包办代替、事无巨细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既没有很好地发挥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人民团体和其他各种组织的职能作用，也没有很好地发挥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甚至产生一些无谓的矛盾、摩擦。
大包大揽实际上使党委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陷于各种事务之中，没有加强反而是削弱了党的领导，也不利于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存在，固然有领导干部个人素质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原因，应当切实加以提高和改进，但是在党的领导方式上存在的不适应问题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原因，更需要切实加以解决。
正是为了适应我们党执政条件和环境的新变化，解决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出发，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的各项任务。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具有全局性、关键性作用。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是削弱、更不是放弃党的领导，而是为了使党更好地领导、更好地执政。今天我们所讲的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际上，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理顺和规范各级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关系；就是在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就是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一步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
现在关于国企退出问题的讨论不少，而国企的退来退去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产权改革的过程，但目前却似乎很少有人来关注产权改革的公正性，或者是认为改革并不需要公正，或者干脆就是打着公正的旗号反改革。对此如果不加以澄清，国企改革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就会未必如改革者所愿。中国改革是人类历史、现代化史乃至经济转型史上十分罕见的个案。就先于实现民主化和公共资源控制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进行私有化与市场化这点而言，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越南等少数几国。而在这几国中，中国又有其唯一特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是唯一在整个转型期（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这一点引起了世界关注。在国际上人们一般从“渐进”还是“激进”来解释这一现象。
三改革在进度
中国也有激进改革。有人说中国改革不搞休克疗法，因而成功了（克鲁格曼）；有人则说中国的成功领域恰恰都是那些一步到位的领域，如解散人民公社、开办特区等，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是大大超过东欧的，中国的劳工政策之偏向资方更是超过所有的西方国家，可见中国的成功证明了改革必须激进（萨克斯）。还有人以乌克兰、白俄罗斯并未搞“休克疗法”，但经济却比俄罗斯更糟来证明渐进未必有益。一位波兰学者更直言不讳说：中国成功地吸引了除美国之外全球最多的外资，我们比不上，因为我们的工会太强大，吓跑了投资者。哪个老板不想到那有政府撑腰而不许工人讨价还价的地方去设厂呢？而在国内，关于“渐进”“激进”之争并不是最重要的视角。关于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国内的主流意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那时八九刚过，东欧剧变，国内正全力反“和平演变”，对改革极力强调“姓社姓资”之分。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改革”，所以成功了，而东欧搞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失败了，就成了一种主要的解释。第二阶段从1992年末到1997年“十五大”。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再次加速，而且邓明确指出，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于是对中国改革成功的解释从“方向”转向了速度与方式。“姓社姓资”之别为“渐进激进”之别所取代。主流的说法是：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顺利过去了；而东欧搞的是“激进改革”，主张“人不能分两步迈过壕沟”，结果一步没迈过就摔惨了。在这类说法中还有一种略为不同的解释，即“增量—存量”之说，认为中国与东欧之别并不完全在于速度，中国非国有领域的改革其实也非常激进，在原体制外的“增量”上取得了成功，而国有领域即“存量”则尽量维持。东欧则不然，它忽视了“增量”，一开始就企图改造“存量经济”，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