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与五色.pdf

万方数据
L五行与五色严密思想，而是出于人类学家列维一布留尔所说的“原逻辑”的“心象一概念”的思维方式，即运用联想和比喻进行有限的“五行说”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期刊发的王文娟的《五行与五色》一文以翔实的史料为据，深入论述了五行说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体系形成的重要影响。随着历史的演进，“五行说”这一中国传统色彩观的始源性哲学内涵已逐渐从我们对色彩认知的视域中淡出。虽然这一历史进程无法逆转，但这种对中国色彩探本溯源的考察，不仅是廓清事物来龙去脉的学术努力，也是站在人文价值的高度赋予色彩以文化意义的精神需求。在色彩形式逸出整体文化轨道而获得“解放”的同时，色彩就仅仅成为满足人感官愉悦的一个刺激信息，而难以带给人们价值归属感。要在“斑斓炫目”中重建当代色彩的文化内涵。画家尤其中国画家是责无旁贷的。这也是我们着重讨论中国画色彩的目的之所在。“五行说”是中国文化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之一，中国人的色彩观与五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中国汉民族的“五色”审美观就是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它是中国绘画色彩的始原性资源。然而要说清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需要溯源到一直为古今学界所关注并颇富争议的“五行说”起源问题。本文把五行起源同色彩的关系合在一起，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性探索。一、五方与五色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曾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发表文章探讨商人的四方观念，并将之与《山海经》、《尚书》、《国语》诸书所记“四方”与“四方风”相互印证。[1]英国汉学家艾兰女士(SarahAllan)也曾特别注意过《诗经》中有关“四方”的诗句。[2]明辨四方在殷人的生活中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它不仅关乎宗教(隆重的祭方之礼)，也关乎兴邦邑、建陵墓、促生产、固生活的实际需要，所谓知方而务事，通神而佑人。然而空间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总是和时间感相连，所谓“四方，四时之体”。[3]四方为空间意识，“四方风”则在很大程度上报告了殷人朦胧的时间意识，[4]殷人在对四方风的命名中渐次萌生了只有在后来才有的春夏秋冬四时观念。[5]《尚书·尧典》里就有帝尧命羲仲等去四方观察天象的记录。另外王文娟殷人有隆重的祭日礼，通过染表测日影的方法测出东西向与南北向，从而测出冬至到夏至、春风与秋风的数据时，[6]这样人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并分出了月、年(春、夏、秋、冬)，于是就可以推算月令、历法了(这当然是殷商以后周到秦汉才完成的)。以四时配四方的观念即滥觞于此。于是四方就隐含了五方，“变成”了五方。[7]与中心点结合的四方，即人所把握和领悟的四方才是真正的四方。庞朴先生认为：“如能把这个隐含者表达出来，把‘中’与‘东南西北’并列而为五方，那便意味着达到了自我意识。”[83庞朴先生不是提出五方说的第一人，旱在上世纪40年代，胡厚宣先生就发表《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开了论证商代已有“五方”观念之先河。[9]殷人的“五方”观念不是关于空间的概括和初步的抽象，[10]并与万物有灵(各方有灵)的神灵崇拜相伴生。于是殷人在“方帝”(祭四方)的同时还要祭土(社)神，这就是五帝(五方)崇拜了。h辞中有祭五帝的记录，《周礼-月令》中也有“大飨遍祭五帝”的记录。因此中国人的时空观不是像康德那样的主体认识客体世界的逻辑知性的构架形式，[11]倒是那位说“西方没落”的斯宾美术观察1081理论+美术学2005·03
万方数据

因此除了五帝之外，还有亚形——“五室”之说及与五方关于色彩和方位一方祭的关系在甲骨h辞里也有所见：格勒对时空的理解会使我们产生特别的亲切感：“透过‘空间’这一词眼”，能“洞达到我们内在的感受中去”，[12)“时间⋯⋯以一种内在的确定，来对抗充斥于感觉生命的混乱印象中的那种‘陌生疏离’的事物”。[133斯宾格勒的时空观和海德格尔的时空观有内在的相通性，E14)也和古老的中国人的时空观有内在的相通性(虽不尽相同)。时间成为疏离陌生的领悟，空间成为人在世界中位置的表达，这是时空观的本质所在。[15]面对广阔、陌生的蛮荒自然，先民们那无所适从的“空间恐惧”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当他们有了方位感，有了由中心点而来的东、西、南、北的观念和联想之后，从神秘莫测的蛮荒中分离出了“内部空间”，这个“内部”成了庇护的家，他们在这里停歇、安居、欢歌泣舞，也在这里纵意骋思遨游天地。空间的安定是靠时间对洪荒无序的疏离而获得的，有这种安定就有了秩序、节奏，有了“与帝与命与宗与人”的生命感喟，先民们对“庇护”就有了特别的感受(祭拜与感恩)。相对应的“五候”之说(古人生造了“季夏”)。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认识都与“五”发生关系，五方、五帝、五室、五候、五典、五礼、五刑、五章、五服、五声、五数[163之类均把各种纷纭现象归纳为与五有关的状况，这应当就是五行(五色)说的缘起和前提条件。“五”由此而成为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