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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
上传:谢小宁更新时间：2013-4-1120:10:06
序五六十岁以上受过封建教育的人，大都进过蒙馆，在那里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背过在当时不能理解的《四书》《五经》，为对对子伤过脑筋，为写八股文吃过苦头。那种传统的学塾教育，就其内容而论，当然充满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就其方法而论，也含有不少落后的、不科学的因素。郑振铎先生认为那种教育是“用严格的文字的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的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思，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之，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载《文学》，1936年7月，第7卷第1号。)这种批判，无疑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至于方法上的缺点，就连古代某些有见解的人，都曾尖锐地批评过。明代的王守仁说：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因狱而不敢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毅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躯之子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王守仁：《训蒙大意承教读刘伯颂等》，《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这段话形象地描绘出封建教育的腐朽面貌。本来，教育从来就是为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封建社会的教育不能不深深地浸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教育的方法，又为教育的内容所制约。以灌输封建思想意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它的方法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当我们回顾传统蒙学教育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必然是大堆大堆的糟粕，有些东东，简直污浊到使我们不愿意伸手去碰。
然而，不谈整理遗产则已，只要接触这项工作，就用得上“披沙拣金”这个成语，怕脏手是不行的。因为，千百年来的文化遗产，无论哪个方面，在成堆的糟粕之中，总还有某些精华--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在内。把这一部分“金”拣出来，于我们总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就拿传统的语文教育来说，蒙馆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教儿童认识相当多的宇，这个事实就值得重视。一本《千字文》从南北朝直到清未，流行了一千四五百年，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裸本，这里边不能说没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了插图相当精美的儿童故事书，比西洋同类书籍的出现早了一个世纪左右；今天我们所见所知的蒙书,品种之多，某些本子编写方法的巧妙，插图刻印的精工，也都大有可观：前人的这些努力，留下来的这些遗产，不能一笔袜煞。进行语文教育，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有两个重要之点:一是要符合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一是要符合儿童和青少年学习韶本校正重印的。(虞本情况待考.)
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在千百年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之中，前人在这两方面确实找到了一些门径，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的责任应该是作一些分析研究，看看他们所用的方法之中，哪些是行之有效的，为什么会有效，哪些是不对头的，为什么不对头，进而明确哪些是应该丢弃的糟粕，哪些是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些有益的经验又应该怎样同现代的科学成果结合起来，赋予旧的经验以新的生命，使它得到发展和发扬。这样，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语文教育工作能有些参考作用，对于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也会有些益处。
要研究传统的语文教育，不能不首先探索一下蒙学的发展情况，因为传统的语文教育是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方面，必须对蒙学的一般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才能比较确切地了解语文教育这个方面的特点和问题。但是，探索蒙学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可用的文献材料不多。关于蒙学，前人的记载很少；各种课本，过去的藏书者多不重视，大都散失，现在收集起来很不容易，就连从前的书目之类，对于蒙书也不多著录，现在想查考一下书名都很麻烦。至于对蒙学和蒙书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整理。这种工作前人作得更少。中华书局曾经收集并且展览过五六千种童蒙读物；胡怀琛曾经写过一本《蒙书考》，开列了大约一百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这些，笔路兰之功不可没，不过收集考查的范围都还不大，分析研究更付缺如。前人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之少，而个人的见闻又极有限，因此，对于蒙学的这项探索工作，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还有待于更多的、见闻较的同志来共同努力。
这里姑且根据初步探索之所得，试为蒙学语文教育的情况勾面一个极粗的轮廓，作为进一步考查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