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小人”与“伪君子”——麦金太.doc

“真小人”与“伪君子”
——麦金太尔何以断言启蒙筹划是失败的？

李义天

摘要：本文从麦金太尔关于“启蒙道德筹划失败”的断言所可能导致的两种相反理解出发。麦氏认为，情感主义者放任道德分歧（多），须对缺少合理性的道德争论负责。而启蒙筹划虽然寻求普遍性的道德方案，然其背后却深藏不可公度的前提，同样导致不可公度的各家之言。只不过，后者仍试图用理性来解决，而前者则“坦率地”放弃这种努力。为缓解道德分歧，麦金太尔的方案是引入传统合理性。但这亦有诸多问题。生活境遇的改变，使我们须悬置先入为主之见，而通过对话重新圈定道德普适性（一）与道德分殊性（多）的话语范围。
关键词：启蒙的道德筹划；不可公度；道德普世性（一）；道德分殊性（多）

一、“启蒙之失败”的两种可能理解与当前的道德困境
对当前道德困境的不满和对现代道德哲学思路的质疑，是引起麦金太尔批判现代伦理学的主要原因。按他的说法，道德困境是由论证道德合理性的启蒙筹划（enlightenmentproject）的失败导致的。然而，当我们说“启蒙的道德筹划失败了”的时候，可能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设想和取向——
一种是，启蒙筹划的失败，是由于被某种别的方案所瓦解和取代了；后者在道德生活中甚嚣尘上，导致我们面对纷乱的道德分歧却无力解决。换言之，使我们陷入道德困境的，是击败（否定）启蒙筹划的那种方案而不是启蒙筹划本身。这自然让我们想到，应当恢复（或进一步完善）启蒙的道德筹划方案，使之重新扎稳阵营，不至于陷于失败之地。
另一种是，启蒙筹划的失败，是因其本身的内在缺陷所致。启蒙的道德筹划没有准确把握生活事实，不足以应对现实的道德状况，才有如今的困境。也就是说，击败（否定）启蒙式方案的，不是某种别的道德理论，而是道德生活本身。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启蒙筹划的失败，重新认识道德生活的事实，去发现真实而准确的新的道德论证方案。
可见，从“启蒙筹划失败”的断言出发，可引出两种相反的理解思路。而麦氏复杂的论证过程，也易使人在这两者之间发生摇摆。因而，回答如下问题——麦氏究竟是在怎样的意义上来阐释和论证“启蒙之失败”？他对这种“失败”报以何种态度？——，正是本文的论旨所在。
对于第一种理解来说，当前的道德困境不是“启蒙道德筹划”造成的，而是“启蒙道德筹划的退让”造成的；因而启蒙筹划的“失败”，是指它在与其他方案交锋时未能坚守阵地而被否定。而对第二种理解来说，当前的道德困境恰好就是“启蒙筹划”的直接结果；启蒙筹划的“失败”，是指它在应对道德生活时缺乏有效的解释力和洞察力。因此，如何理解“启蒙的道德筹划失败”这一命题，其实在于如何理解“启蒙的道德筹划”同“当前的道德困境”之间的关系。而要理解这一关系，就须先考察，在麦金太尔的语境中，“启蒙的道德筹划”和“当前的道德困境”到底意指什么？让我们沿着道德哲学的历史和生活的历史的线索，由近及远，先从后者谈起。
依麦氏的看法，“当代道德话语最显著的特征乃是它如此多地被用于表达分歧；而这些分歧在其中得以表达之各种争论的最显著的特征则在于其无休无止性”。[1](P7)应该说，道德领域中充满分歧和争论，这非但不是一件稀奇事，反而是道德生活的常态，也是道德知识的常理。作为哲学分支的伦理学，本来就是在对话和争辩中产生的。对于某些（甚或所有）重要的道德概念，比如善、幸福、正义，千年以降，就从来没有达到过完全的共识。所以，道德话语被用于表达关于道德现象和道德理念的分歧，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谈不上是令人忧心忡忡的“道德困境”。
然而，麦金太尔提醒我们，虽然存在道德分歧并不意味着“道德困境”，可是“今日道德分歧的性质”（thenatureofmoraldisagreementtoday）却与以往不同——“这类争论不仅没完没了，而且显然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没有任何理性的方法可以确保我们在道德问题上意见一致。”[1](P7)在道德主张上，人们各说各话，“依据互不相容的、不可公度（incommensurable）的道德前提之间的对抗来设想到的论争，并将道德承诺（commitement）视为在这类前提之间的无标准选择——一种不可能给出任何合理性论证的选择——的表达”。[1](P50)可见，当前的道德分歧，与其说是理性层面上不同认识的相互对峙，倒不如说是情感意志之间的敌对和冲突；其激烈混乱的程度之高，已使我们不能根据合乎理性的方式来对待和解决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感意志的敌对和冲突及其非理性特征，竟被当代人视为当然之状而听之任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太尔认为，今天的“道德分歧”已经突破了可以接受和理解的理性界限，而演化成让人无所适从而又随心所欲的“道德困境”。概言之，“困境”之“困”，并非困于道德分歧现象的存在，而是困于分歧缺少合乎理性的观照之法和应对之策。
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