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教育离孩子有多远.doc

去年地震发生时，我们2000多名学生惊心动魄地疏散到操场；临近的3所学校，有1000多名师生死未卜……我们感觉活着真好，生命真好。后来的20多天时间，作为一个教师、一个志愿者，我走进了这3所受灾很重的学校，跟着他们一起去殡仪馆认遗体，去医院找孩子，面对那些家长的指责、质疑，我见证了太多的悲情和坚强，甚至见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无法自拔的悲哀。”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四川都江堰市团结小学副校长周丽来到上海，出席由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主办的“学校360度灾害教育研讨会”。在讲述灾后一年时间里学校重建和教育复苏的过程时，她数度哽咽。
生活渐渐从灾难中回到常态，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周丽提出追问：“为什么我们要等到自然灾害发生时，才迸发出对生命的尊敬和渴求，能不能以一种日常的姿态来面对和思考生命呢？”
汶川大地震当日，上海金茂大厦的中国员工也感到了摇晃，“当他们知道发生地震时，连手机也不要，争相跑到电梯间拥挤推搡成一团，甚至出现电梯因超重而停止运行的现象”，而日本员工面对地震的反应则是“立即拿起手机往桌底躲避，感觉会出现问题时往楼梯口方向逃生”，吴公贤向与会者描述了同一种逃生行为的极端反差。
作为上海平野塑料模具有限公司灾害预防项目经理，吴公贤认为，实物操练能使人的求生本能通过条件反射得以增强，但这在我国防灾教育中非常缺乏。谈起去年11月上海商学院4名学生因火灾跳楼致死的事件，他认为如果有过实物逃生演练，4名学生成功逃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强。
地震校舍倒塌，“一个镇一代人没了”；火灾无情地吞噬了4个如花生命……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健博士表示，必须正视“天灾人祸随时可能降临校园”的现实。
谈到灾害灾难我们总觉得晦气，不愿面对
王健强调，面对灾害，从全社会到校园，人们心理机制形成和行为模式达成都有相当的缺失。
上海商学院学工部部长吴玮亲历了火灾事故的善后工作，他展示了上海徐汇区公安消防支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结论是学生宿舍夜里断电，早晨学生违规使用的“热得快”置于下铺床上，通电后引燃可燃物扩大成灾。
事后，学校走访学生时，听到了他们的悔过：“学校消防演习时，我们都待在宿舍里该干嘛干嘛”，“每天阿姨检查，我们都会把‘热得快’藏起来。”而当被问到“如果发生火灾，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什么”时，大家“一顿乱说”。
中国每年约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每天就有约150人逝去——全球儿童安全网络（中国）执行总监崔民彦指出了这触目惊心的数字。在今年“上海学生对烧烫伤和中毒预防的认识”调研中，她看到63％的家庭未定期规划家庭逃生路线，37％的家庭从不规划或没听说过；近40％的家庭没有把紧急电话放在显眼处，其中27％的家庭从未或者不知道该这么做，“安全第一孩子从小就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谈到灾害、灾难，总觉得有点晦气，不愿意面对。”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主任王磊认为，目前国内学校的灾害教育重“务虚”不重“务实”，大部分学生没有参与到实践中来，被覆盖到的少部分学生虽然操练了、实践了，但也好像停留在表演的层次上，真正持续的操练不多。
上海市教科院德育咨询中心主任谢诒范则认为，成绩、升学等功利性竞争带来排他性、利己性上升，与他人共事协作的经历缺乏带来合作互助意识与能力不足，“应对灾害不等于逃生教育，生命教育不等于逃生教育。它是一个团体的活动，如果合作能力，互助意识、愿望、能力减少的话，这个欲望就会变成个体逃生的散漫的、失败的结果。”
谢诒范还指出，现在的学生缺乏运动，体能锻炼不足，导致缺乏应对自然灾害的基本素质及技能，“现在学生在校外的体育运动时间极少，课外的体育课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到考试之前理所当然被取消，学生对此是敢怒不敢言。”
国外学校防灾教育“细致到让我们汗颜”
与会的学者和嘉宾不约而同提到了国外先进的灾害教育。
日本学校安全教育细致到位，高标准建设学校校舍，防灾用品有备无患，学校是所有居民避灾的地方，第一个原因是前期房屋造得比较牢固，第二这里有操场，可以供直升机进行救援。同时日本的居民已经养成习惯，一谈到灾害先看学校，学校变成一个参照物。
日本所有学校每年都要有计划地进行4次左右的全国学校灾害模拟教育；定期举行防灾食物模拟竞赛，让学生养成灾害本能反应，减少对灾害的恐惧；从学校课程到家庭演练都不放松灾害教育，几乎每个家庭都配备一套灾害应急自救包。“从精神层面形成较强的防灾意识，从细节上凸显对学生生命的呵护，细致到让我们汗颜”。王健说。
呼唤学校360度灾害管理与灾害教育
吴玮不讳言上海商学院在火灾事故中负有部分责任。反思事故，他提出必须重视灾害教育：“灾害教育必须从小做起，不应集中在大学阶段补课；灾害教育应当注重内容，不能趋于表面形式；灾害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同时，要进一步严格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