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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瓷器的造型与纹饰
元青花瓷是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结晶，元青花瓷造型大气磅礴而不失精致感，在器物的形制上独创较多，是不同民族生活习俗集结的产物。其装饰意味浓厚的构图方式、稳重的色彩、釉下绘画灵动的表现力，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元青花瓷丰富多彩的造型与布满器身的纹饰，是对中国的青铜器、丝织物、绘画等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汉族、蒙古族、伊斯兰民族生活、文化的反映。元青花瓷的造型与纹饰在中国陶瓷的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寻找元青花的足迹对于元青花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1929年，英国人霍伯逊博士在大维德基金会购得一对青花云龙纹盘口象耳瓶，颈部写有“至正十一年”铭，瓶身纹饰自上而下依次分为八层:缠枝菊、蕉叶、飞凤、缠枝莲、海水云龙、波涛、缠枝牡丹、杂宝变形莲瓣。颈部自右至左，用青料直书题记:“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得教里荆扩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店胡净一元帅打供。”“至正十一年”(1351年)是元末顺帝年号，两件花瓶是为江西玉山县张氏兄弟二人献给江西上饶道教祖师店的供器。霍伯逊博士将它公布于世，并写出文章予以介绍，可在当时并无人重视，因为在当时中国陶瓷界，主要是古董商中早有“元无青花”之说。直至1952年，英国学者波普根据现藏英国大维德基金会题记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对照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和伊朗阿尔德比尔神庙所藏的青花瓷进行研究，发表了两本著作，把带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瓶作为标准器，将与此瓶的青花发色和图案花纹相类的青花器，定为“至正型”青花。从这时起，人们才意识到元代窑业中还有精美的元青花，并由此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寻找元青花的热潮。近年在印度的托古拉古宫殿遗址，也出土了一批大件器。此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都有元青花出土。在国内，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不断发现元代窖藏、墓葬、窑址中有元青花出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京旧鼓楼大街豁口窖藏、河北保定市窖藏、江西高安市窖藏、萍乡市窖藏、河北定兴县窖藏、内蒙古赤峰市窖藏等。墓葬有吉林扶余、江西九江市元延祐六年墓、景德镇市郊、丰城县、云南楚雄。窑址有景德镇湖田窑、珠山官窑、落马桥、十八渡、瑶里、乐平华家、吉安临江窑等。尤其是吉林扶余、内蒙古集宁等地元墓及元代窖藏等出土大量元青花，使元青花的研究更加系统化。目前国内对青花瓷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钴料和瓷胎上，因为这两个因素是青花瓷产生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二者的研究成为元青花研究的切入点。

元青花特殊器型的来由蒙古族与古代西亚各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却与汉族相去甚远。蒙古族与古代西亚各民族的共同之处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游牧民族的后裔。从种族起源来看，蒙古族是东胡和突厥的后裔，突厥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在蒙古草原上占统治地位。东胡是战国时期出现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根据《史记·匈奴传》记载:远在战国时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索隐》记载:“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当时人称匈奴为‘胡’)。”这两个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相互角逐中，经济文化有了相互渗透的机会，在蒙古草原上突厥与东胡部落相互融合，终于在十三世纪形成了伟大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蒙古族常使用可以在马上携带的器皿，这同时也导致元代早期的小型器皿多带系耳，以便于捆扎携带。器形上，扁形器皿较多。蒙古人会做白酒，他们的阿刺吉酒即蒸馏酒，酒精成分很高，易醉人，因此，蒙古人的酒器较多。手工业上，男人锻金铁为兵器，女人能刺韦做文绣，织毛毡类织物，这使蒙古人在四处迁徙的过程中能将毛毡类织物随处携带，并能在必要时就地安营扎寨。西亚是对亚洲西部的统称，实际上是以叙利亚—阿拉伯沙漠地带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地区，各地区间紧密相关，文明互补。在远古时代，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农耕者处于半游牧的状态。其后在沙漠的北部、西部地区，一些游牧民族开始定居生活，他们的语言和信仰在传播中相互渗透、影响。《圣经》称他们是“闪(sheen)的后代”。公元前330年之前，阿契美尼德王朝把波斯帝国的版图推展到西至爱琴海东，东至印度河广大地区，波斯是古代伊朗的名字，该词曾有骑手、猎人之意，早期希腊人用‘波斯人’一词称呼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波斯人的游牧民族观念对他们的艺术也有影响。这些西亚游牧传统使他们的审美意识，生活习俗成为蒙古族的楷模。波斯风格的手工艺品如织物等也备受推崇。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于便于携带的器皿，及金银制品具有特殊的感情。西亚诸民族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及饮食的方式也与蒙古族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这些生活上的相同之处，是元青花大罐、大盘、高足杯(碗)、扁壶等器形产生的依据。

元青花的装饰主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