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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具有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双重混杂的品格,这是小说最见特色之处。非现实性成分的产生,是由记忆的残缺性,小说创作之材料选择的复杂性,作者对普遍性意义的有意追求而造成的。在小说中,作者借具有象征色彩的场景和人物来表现其非现实性。以阿美寮为代表的场景象征性地表现了作者对于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复杂思考,蕴含了对人际温情的渴盼。以阴性人物直子为代表的人物象征性地表现了对于人格自我的召唤和珍视。以及由此而强调的与世界的联系,爱与性的和谐统一。《挪威的森林》没有脱离开现实世界的环境,但是人物内心理想和现实的纽带早已轰然断裂。每个人的人生无不是由理想和现实构成,但趋势不同,一个呈递增状,一个呈递减状。理想在人生中逐渐隐退,最终消失在生命的后台。而现实循序渐进,最终以绝对的优势控制了人生的坐标。一般人所谓的正常人生即如此,也可以说是走出青春的一个必然过程。这个蜕变伴生很多不适和综合症。好在我们这些普通人也都很健康地活着,而且看起来还有滋有味。人们所宣称的“成熟”,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分裂和愈合的完成,或者说被社会吸纳。这个过程称之为“社会化”。有时候也摇身一变做了成长的代名词。《挪威的森林》这种理想和现实的鸿沟让人物眩晕,面临困境他们徒劳挣扎,出口只有两个:要么拒绝,在隔离的理想世界里窒息而亡,要么接受,在现实的世界中蜕变羽化成蛾。 创作与1987年的《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对60年代青春生活的伤情时之作。作者视此为“私人性质”的小说,其间掩藏着作者曾经有过的经历。整体上不乏对现实世界和人生经历的真实反映。然而,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精髓,可概括为“半透明式的反映”——相对清晰的外层事物和相对模糊的富有弹性的内在象征,从而超越了客观的描述而召唤一种无形的精神本质,构筑起现实性与非现实性想混杂的艺术世界。 五月学潮,民歌小组,政治集会与几乎无处不在的以“披头士”为代表的现代音乐,伸展到各类人物足迹的酒吧,各种铺天盖地的商品共同组成了社会世界的内容,他们具有强大的无意识共通性和情感怀旧的撩拨性,反映了日本60年代末期政治斗争与物欲感性解放微妙共存的态势。这在小说中真实地反映出来了。就小说的现实性品格这一层面而言,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相当程度的客观真实性,男性中的“我”个永泽,女性中的绿子便是现实性较为强烈的人物。 “我”在小说中不仅作为叙述者和观察者而存在,而且是各种人物关系的纽结点,其行为代表了那个时代对社会世界中理想化的革命风暴和物欲解放持主动退避态度的部分年轻人,这里有成长的苦涩和心灵的负担,又有情感上难以和外界相沟通的茫然无措,在其犹豫不决的姿态下表明了对社会的态度,作者不仅自喻“我”是个普通的人,而且也大量描写了其行为中最普通的一面:上课读书,交友打工,泡酒吧和饭馆,星期天洗衣服,热心助人,诚实,喜爱文学和音乐。这些情节,几乎就是作者当时的现实影子。现实性的表现虽然在小说中占有相当比重。其强烈的非现实性成分的产生,有以下三点; 其一:记忆的残缺性,这部小说是作者对10几年前成长岁月的反顾和审视,再现了留在记忆深处刻骨铭心的那个时代的场景,氛围,事件和人物。但是,从生理学角度来讲,记忆不可能事无巨细,毫无遗漏地保存和浮现以往的一切,哪怕这一切在以往显的如何可贵,亦势必部分地循入记忆触及不到的意识深处。正如小说第一章所言:“我忘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如此追踪着记忆的轨迹写这片东西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不安。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关键的记忆都丧失了。说不定我体内有个记忆堆的昏暗场所,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里 化为一堆烂泥。“作者的痛心和无奈,在此是真实的,是对记忆的不完整和不可靠性的科学解说。 其二:小说创作之于材料选择的复杂性。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在作家那里是以心理现象的方式存在和浸泡着的,它势必受制于作家的主体情感和美学意向的限制和选择,而这种限制和选择又是一项极具复杂的活动。村上春树在还年轻,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有过几次创作这部小说的念头,但最终连一行也未能写成。非现实性成分的描写,一方面能使现实暴露出非现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使非现实的事物清晰地显示出现实所缺乏的真实品格。在小说中,照亮那些沉浸在作者记忆阴暗处的材料并且接通作者主体情感和反映对象之间的联系的引线,在于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相混杂的艺术构思的出现。汉堡机场那曲《挪威的森林》之所以成为这部小说创作的真正开端,原因就在这里。 其三,作者对普遍性意义的有意追求,优秀的作家在反映客观社会生活时,在真实再现生活的基础上,总是力求表现出生活内在的意义,并且使这种意义突破一时一地的限制而赋予其更为广阔而深刻的普遍性。从而拨动人类情感的共同性。《挪威的森林》在这方面也有着同样的价值性追求。作者在80年代后期却对60年代末期的往事记忆犹新。其间必定有能打动作者(包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多数同龄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