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钢 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兼论“社会复合主体”.doc

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
——兼论“社会复合主体”
冯钢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摘要】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健康有序地培育社会组织，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对社会转型中不稳定因素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入手，结合杭州市政府培育“社会复合组织”的探索，就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进行探讨，对培育和发展健康有效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逻辑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社会复合主体；社会组织；社会稳定
转型期的社会稳定，既是经济转轨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也是社会自身转型的内在逻辑要求。换言之，社会转型本身就意味着对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解决。那么，转型社会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呢？哪些因素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一、防止因社会分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依托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出现的，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被理论界称为经济转轨。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原有的各种基础性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以往社会分层关系的合法性依据开始消解，从而使社会陷入一种需要重新整合的无序状态，这就提出了社会转型的任务。社会转型并不只是经济转轨；相反，社会转型是社会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积极应对，是社会要求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控制，即把经济发展嵌入于稳定的社会过程之中，而非让经济发展“脱嵌”。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分化。由于大量的社会资源由原先的计划分配(再分配)变成了由市场配置，从而，打破了原先的相对平均状态，在社会财富、地位、声望等方面造成大量新的不平等现象，也就是说，出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社会分层格局。其次，计划经济时代原有的不平等问题并没有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得到应有的纠正，如城乡差距、户籍制度、身份制度等，反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了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并在不同程度上被加剧了。第三，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初，盲目引入竞争机制，造成一些公共事业领域中的过渡市场化，如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出现的问题。第四，对市场的监管缺失导致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安全问题凸现并有蔓延趋势，显然单靠政府相关部门的市场监管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社会分层是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的现实。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同样存在着社会财富、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只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是由再分配造成的，并且相对于市场分配而言，这种不平等相对而言并不非常突出(白威廉，1984)。再分配的不平等源于行政分配权力决定收入水平，而市场造成的不平等则源于劳动力的市场化，即劳动力的市场交换。从理论上说，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可以成为一对互补机制的，即由再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可以由市场机制来得以缓解；反之，市场机制造成的不平等也可以由再分配来加以限制。比如，当今一些福利国家就是通过再分配手段从而缩小了由市场机制所导致的不平等；而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在计划经济体系边缘出现的市场化(以“傻子瓜子”为代表的个体经营户)也在有限程度上减缓了再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因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国外学者提出所谓的“市场转型理论”，断言中国将出现一个涉及权力根源、刺激机制和机遇结构变化的核心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直接生产者的权力相对再分配者而言有所加强，从而有效减少不平等状况(倪志伟，2002)。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最初的十年后，随着国家将市场化逐渐向要素市场的推进，市场抑制再分配不平等的作用越来越小，市场本身造成的不平等逐渐扩大；相伴随的是再分配机制不仅无力控制市场造成的不平等，相反，再分配自身的不平等却在不断扩大。理论上的两者相互抵消功能，并没有在再分配与市场造成的不平等之间出现，相反，市场和再分配却向着同一方向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趋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根据卡尔波兰尼的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分层都源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及其整合状态：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分层源于中心与周边的“辐辙式”社会组织形式，即以中央为核心向四周延伸、权力递减；互惠关系中的分层源于对称性的组织形式，即对等平行非隶属关系的扩展，如家庭与家庭、村落与村落等；市场交换关系下的分层则依赖于自主性的组织形态，如行会、同业公会、社团、志愿组织、工会等。当然，在现实社会中，上述三种社会组织及其整合状态都不是纯粹的，而是以不同比例相互结合的。例如，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再分配形式实际是再分配关系与互惠关系的结合；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交换关系实际也是市场与再分配的结合。正因为如此，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采取以再分配形式(二次分配、福利制度)来缓和市场分配造成的不平等。
然而，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却没有能够伴随着自主性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除外，否则就无从谈及市场化)的建立来发展，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并没有受到社会的有效控制，市场的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