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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浙东学派的文道思想述论
——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郭庆财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363105）
[摘要]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学术与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理学家一贯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浙东学者并不是一意坚持“文统”的古文家，他们伦理本位或事功本位的儒学道论对“文”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晚年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主义思想的桎梏。
[关键词]浙东学派；文道观；统合；功利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
一浙东学派统合文道的倾向
浙东学派，或曰“浙学”，学术界对其范畴多有歧说。根据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的说法，应包括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四明学派、姚江学派和黄宗羲、章学诚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术。这是广义的说法。其实，“浙学”一词最早是由朱熹提出来的[作者简介]郭庆财（1978—），男，山东无棣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
如云：“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
，所指较为明确，是指发轫于北宋末，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臻于极盛的浙东事功学派，尤以永嘉学派、陈亮永康学派和金华吕学三大学派最为突出。三者的学术风格、学术价值观念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大体上表现出谋实效、重实用、求实功的特点。
浙东学者的代表人物如吕祖谦、陈亮、叶适等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对文道关系的思考中。文道观是儒学作为官方话语背景下的重要论题，旨在探究文学和儒学之“道”两者间的关系。宋人很少单纯论文，而往往在尊道的前提下论文。由于文人与儒者在生命情调和文化行为方面分歧愈大，乃形成了“重道”和“重文”的两种路向：苏轼等人论“道”受到庄子的影响，追求一种逍遥自适的洒落境界，他们论文也大体能够尊重文的审美特质。而一些极端的理学家往往本于“道”的本然自足性，和性情涵养的本旨，将文学的审美功能一概否定。两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势同水火。
宋室南渡之后，苏学的“文统”与程氏洛学“道统”仍然严划此疆彼界，洛学的门人弟子为保证道学纯全、维护道学传衍，不断加强“道”的统绪观念以森严门户，南渡后洛学弟子高自标置，对异学尤其是苏、黄之文学多有警惕和批评。如南宋初的理学名儒杨时批评苏轼诗：“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龟山集》卷十）再如“守师说最醇”的程门弟子尹焞，在担任经筵侍讲期间，发现高宗喜欢读黄庭坚的诗，便直言不讳地指出：“黄庭坚如此作诗，不知要何用？”（《伊洛渊源录》卷十一）
理学的声势因而骎骎凌驾于文学之上，以致出现了“洛学兴而文字坏”[1]（卷46《与游丞相》）的局面。
朱熹作为洛学的后继者和理学宗师，以承当道统自命，他以孟子辟杨、墨的卫道精神，与异学多有论争，“极辩于毫厘之微，尤激切而殷勤。”[2]（《同安县学朱先生祠堂记》，）他一面肃清异端，捍卫“道统”，坚持涵养用敬的道德反省和德性完善；一面反击苏轼“文统”，对苏文“有悖义理”多有微词。朱熹虽亦好文，但却认为“文”原于道，应彰显道的精神，且是道的自然显现和结果。这种观念仍然是建立在重道轻文的基础上的。因此，他对乾、淳时期“浙学”驰骛于外的功利思想和经史文章之学，怀有极度排斥和警惕的态度。比如，浙东学派的吕祖谦虽与朱熹为理学同道，但二人学问路径则存在分歧。祖谦长期研讨天理性命之学，但同时又致力于史学和文学，且尤为推尊司马迁《史记》，便遭到朱熹的批评：“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胡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3]（《与刘子澄》，第1555-1556页）吕祖谦又精熟科举文法，且于乾道八年至淳熙初年开门授徒，撰辑了《东莱博议》、《古文关键》等科举文著作，文风工巧绮丽，亦多次受到朱熹苛责，说“伯恭之弊，尽在于巧”。[4]（）
吕祖谦外，浙东学派中的永嘉学人和陈亮亦致力于史学研讨，从中探求治国经验，注目于经世致用的外王事业开辟，然于“成德之教”略有歉焉：他们无意于构建一个形而上的道德本体和缜密的道德实践体系，因此其“道”论与朱熹等正统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乾道八年，永嘉学派的先驱薛季宣在给陈亮的信中阐明自己的“道器论”：“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