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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本文入选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坛,《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陈名财 [摘要]“通过拥有一种自觉,找准一个问题域,实现两个对接、两个碰撞”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的构想,即以现实实践为立足点,“和合世界各大文明哲学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性与哲学的普遍性相结合,使之拥有一种完满的理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国哲学;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一个实践过程,从它正式传入中国就己开始,但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分析与研究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1938年9月到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右”和“左”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第一次向全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98年,在李岚清主持出版的《中国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序言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 近年来,国内外己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讨论,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展和突破,形成了中、西对立的局面。西方学者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同化说”,以费正清、列文森、罗兹曼等汉学家为代表。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的继承或延续,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有别。另一种观点是“一致说”,以华裔学者窦宗仪等为代表。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与儒学思想有许多一致之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发展了那些与儒学传统相符合的因素。两派的相同点是都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己经“中国化”了,没有必要再“中国化”[l]。 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见解与此相反,并大致形成了四种观点。一是现实实践说,以李德顺、庞元正、许全兴、刘奔、丰子义、叶汝贤、崔自铎等为代表强调面向现实中国和人类实践,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资源。二是综合创新说,以张岱年、方克立、张立文、赵敦华、刘放桐、王东为主要代表。张岱年、方克立、王东等倡导“古今中外,综合创新”;张立文提出通过对效用历史和价值式能的超越,会通中、西、马的精华;赵敦华提出“大哲学”的观念。三是完善体系说,以黄楠森、陈先达、庄福龄为主要代表。认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建设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四是回归发展说,以赵家祥、杨耕、衣俊卿为主要代表。强调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本,通过原创性的、通常形式的、处于未表达状态的创新,不断深化马克思“文本”的时代精神。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大家在两个方面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分析和解决时代重大现实课题的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命力在于它面对当下中国时代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其立足点是中国的现实实践;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要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哲学资源。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哲学,与现实实践在何种程度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既是中国式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主题、切入点和逻辑起点是什么?如何面对现实时既立足实践又达到哲学高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应是一种“哲学的突破”,还是一种完善和运用?在此,本文提出:“通过拥有一种自觉,找准一个问题域,实现两个对接、两个碰撞”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新形态(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的构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有一种“文化的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从关注中华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主地位在新世纪命运的角度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要求每一种文化都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所自觉,要“自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要真正做到“文化自觉”,首先要把本民族文化放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中,通过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来认识其特点和发展趋向。文化的“自知之明”需要超越文化的民族性,拥有人类文化或者文明建构的视界。 在此,笔者所谓的“文化的自觉”是借费孝通站在文化或者文明建构的高度来看问题的命意。也即是说笔者所谓的“文化的自觉”意指超越纯粹从社会政治和经济架构来看待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视角,站在文化或者文明建构的视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中的意义。“文化的自觉”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首先来看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第一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正反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了纠门党内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兴起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