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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政策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针对各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起伏变化，相继选择了不同的财政政策，在保障国民经济平稳持续发展中功不可没。而且，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和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放弃了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调控，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
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
针对经济过热的现象及引发的财政赤字严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物价持续上涨、外贸逆差增加等问题，中央于1979年果断地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次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首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改革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促进各级财政实现收支平衡。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外，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打破了统收统支的局面，调动了中央和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事权和财权的统一、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促使地方合理地安排财政收支和自求平衡。这种体制对减少财政赤字，加强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作用。
二是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需求。1979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管理的通知》，要求基本建设不能突破国家预算指标范围；严格按照国家计划供应资金；严格执行结算纪律，防止和制止拖欠贷款；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纠正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做法。对引进的项目和1000多项未完工程，除保留必要的部分外，全部停建、缓建；对大部分非生产性项目也实行停建、缓建。同时，严格基建投资的审批手续，并将基建资金逐步改为有偿使用，强化了投资硬约束。通过这些措施把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每年的增长速度控制在10%—25%之间，避免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三是控制消费需求，压缩各项开支。由于消费基金增长导致需求膨胀，国家除控制预算内收入的增长速度外，还对预算外收入，尤其对社会集团购买力进行了严厉的控制。在执行中对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计划管理，限额控制等办法。1980年，规定文教、科学、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征收归己”的办法，防止扩大支出和年终突击花钱。另外，严肃财经纪律，控制奖金总额和超额津贴。1980年，开展了财政纪律大检查，查出滥发的奖金上百种，有问题的资金达37.9亿元。
四是增加农业、轻工业投资，提高消费品供给能力。为了改变农产品和日用品供不应求的局面，1979年安排了174亿元财政支农资金，1980年在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和增加补贴的同时，支农资金也达到150亿元；除较多地安排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外，财政还增加了轻纺工业挖潜改造和专项贷款15亿元。通过增加供给，缩小消费品供应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差距，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
五是稳定市场，平抑物价。1979年，国家将粮食统购价格提高了20%，在此基础上超购加价幅度从原来的30%提高到50%，同时还相应提高了油料、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粮油统购价格提高后，由财政补贴，当国家平价粮食供应出现缺口时，将议价收购的粮食平价销售。1980年，国家财政的粮油价差补贴、超购粮油加价补贴和粮食企业亏损补贴支出共计108.01亿元，比1979年增加了47.39%，有力地平衡了商品供求，保证了物价稳定。
六是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平衡国际收支。首先，控制需要大量补贴的产品出口，减少高亏商品的出口，减少国家对外贸的财政补贴，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其次，对出口创汇企业实行税收等各方面的政策倾斜，鼓励扩大生产出口商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通过宏观调控，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和信贷平衡的预期目标。但由于经济调整中紧缩的政策力度过大，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7.8%降到1981年的5.2%。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出现的下滑，1982年开始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放松银根，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对企业实行利改税，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生产积极性，增加有效供给，缩小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差距。从1982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逐步回升，当年增长9.1%，增幅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1983年加快到10.9%。
紧缩的财政政策
从1984年后期开始，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又逐步显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额不断扩大，投资消费高速增长，价格总水平大幅攀升。为满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要求和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国家不断扩大财政赤字，而为弥补赤字，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又加剧了物价指数上升。鉴于这种情况，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实行了紧缩财政、紧缩信贷的“双紧”政策。
一是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1988年9月至1989年第一季度，停建、缓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共1800多个。同时，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