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中的中西方爱情悲剧.doc

文化视野中的中西方爱情悲剧
爱情婚姻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戏剧中的婚恋题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俯拾即是，“因为爱情和婚姻实质是一个民族深层文化的体现”，[1]反过来文化背景的差异又影响、限制着一个民族的恋爱方式和婚姻习俗，决定着男女主人公对爱情与婚姻所采取的行动。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爱情上的种种差异，“不能仅仅归结为封建传统，其间更多的可能是文化背景的影响和限制”。[2]那么，中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有何差异？对造就悲剧英雄的性格，支配男女主人公的行动和决定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又什么影响？这正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所在。一、漫长的人类历史，给中西方文化打上了不同的烙印，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在西方，古希腊的商业文化和作为其子体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具有一显著的连续性的基本属性，即以个人（或民族）为中心的向外扩张性，它要求人们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上，不是回避冲突，而是要勇敢地迎接冲突甚或主动地挑起冲突，在冲突中争取闪光诱人的未来。这样的民族心态反映在哲学上则是物质与精神截然二分的世界观和强调排斥、斗争的辩证法，这种哲学思想统治了整个的西方思想达2千余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无法沟通的断裂；笛卡尔分世界为心灵与物质两种互不相干的实体；康德哲学大讲“自在之物”（“本体”）与现象的对峙；黑格尔哲学中“理念”同自然“凛然对立”。总之，不仅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上帝与人世、本体与现象之间分庭抗礼，而且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感性与理性等范畴之间也相互对立，不可调和，不仅如此，多数哲学家都强调一方战胜、否定另一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与工商业文化的特点相背，中华民族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超稳定的农业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向内调适。由于生产力的低下，靠天吃饭便不可避免，在严峻的自然面前人们只能千方百计地调整自己来顺应它，于膜拜中力争“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向内调适的心态，向社会其他领域渗透的结果，则必然产生竭力缓解、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倾向。它在哲学上的反映便是一元化的有机世界观和企求稳定和谐的实用辩证法。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提出了许多成对的范畴，看到了事物中包含对立的两面，但他们不是强调双方冲突的尖锐性与必要性，更未认识到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动力。他们最乐于申说的是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企图维护整个系统的均衡、稳定与和谐。正是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着以上深刻的对立，因而西方人的悲剧观中包含着强调矛盾冲突的必然性、对抗性与必要性的思想，而中国的悲剧则倾向于将矛盾冲突和谐化。这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积淀反映在爱情悲剧上，在西方则表现为男女主人公为追求自己的爱情自由、婚姻美满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主动、坚决、剧烈而又毫不妥协的。与之相反，中国爱情的男女主人公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被动、极其可怜的，甚或采取“忍”、“让”的态度以缓和矛盾而最终换来自身爱情的悲剧。《罗密欧和朱丽叶》是莎翁的一部著名的爱情悲剧，它所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罗密欧和朱丽叶为了反抗封建的婚姻制度，为追求自由和幸福而抗争，双双殉情的形象，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家长制度与包办婚姻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恋爱与美满婚姻的理想。与这一主题相辉映的中国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同样讴歌了一对青年男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冲破封建门阀观念，反抗封建家长的包办婚姻，勇于献身的宝贵精神。这两部中西方戏剧史上的不朽之作虽有着相同的主题，但悲剧英雄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采取的行动却是不一样的。一旦爱情唤醒了朱丽叶人性的觉醒，她便一往直前。尽管两家的世仇很深，但她为了爱情我行我素，在最困难的时候她给爱人捎去了戒指，使几乎绝望的罗密欧心中点起了欢乐的明灯。她不仅和罗密欧秘密结婚，甚至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偷偷地度过了新婚之夜。为了保住自己的幸福，她还不惜用上了撒谎、假死等手段。再看罗密欧，心中一旦被爱情的火焰所点燃，一切行动变得无所顾忌。舞会结束后，他冒着被朱丽叶家人发现而施暴的危险，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围墙，偷偷地潜入普莱特家的花园，向朱丽叶吐露爱慕之情；随后他又大胆地进入朱丽叶的闺房与之分享了爱情的幸福。可见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是大胆主动，而又不惜代价的。再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男女主人公虽情深意笃，渴望能结为夫妻，但一旦祝英台的父亲宣布要她嫁给马家时，她最激烈反抗行动只是与父亲在婚姻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辩。当梁山伯提出告状时，祝英台则劝道：告状“于事无补要先吃亏”。最后祝英台则屈服于父亲的压力、马家的权势而同意嫁给马家。一对恋人宁肯为爱情憔悴而死而不愿公开地决一死战。中国的另一部爱情悲剧《娇红记》中，男女主人公有同样的结局，娇娘与申纯挚诚相爱，但在父母之命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当父亲答应要将她许配给有权有势的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