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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讽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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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讽刺 盛世的悲歌——《儒林外史》的讽刺|张国风《儒林外史》 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它的讽刺艺术。而讽 刺是分层次的，《儒林外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层次的讽 刺。 讽刺的第一个关键是讽刺的武器。讽刺针对的是负面的人物 或现象，是否成为负面的判断，涉及判断者的价值观。价值 判断是讽刺的题中应有之义。吴敬梓的价值观，基本上属于 儒家。《儒林外史》褒贬人物的标准，依然是儒家的标准。 或者说，吴敬梓讽刺的武器是儒家的思想。从积极的方面来 说，吴敬梓发挥了儒家固有的关心现实、关心社会、批评现 实的精神；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依然没有冲破儒家思 想的樊篱。当然，这么说未免过于简单。吴敬梓从明清之际 的进步思潮中汲取了批判的精神，这种思想的深度并非“儒 家思想”四个字可以概括。但是，究其根源，究其核心，依 然不脱儒家思想的樊篱，重点仍在伦理性的批判。必须说明 的是：这个标准受到了政治态度的牵制。吴敬梓从儒家的伦 理规范中悄悄地将“忠”字剔除，独取孝义诚信，并处处强 调孝义诚信与功名富贵之水火不相容。吴敬梓把王冕树为儒 林的榜样，而王冕视功名富贵如瘟疫，王冕的母亲说：“做 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 场。”吴敬梓的政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吴敬梓生在一个文 字狱最为猖獗的时代，他的政治态度没有非常直接的表白， 但比曹雪芹要明显得多，至少还写到了一桩文字狱。曹家与 政治的关系太直接，问题太敏感，涉及到了清王室骨肉相残 的斗争，曹雪芹不能不竭力地回避政治的描写。《儒林外史》 特种邮票一套6枚，通过勾线填色、逐层晕染等艺术手法， 生动展现了《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王冕画荷》《杜少 卿夫妇游山》等6个故事。讽刺的第二个关键是选择讽刺的 对象。这一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儒林外史》讽刺 的对象，集中于势利与虚伪这两种社会现象。儒家讲仁，又 讲尊卑名分，本质上就是一种虚伪；但吴敬梓身为17世纪 的一个知识分子，还认识不到儒家思想本质上的虚伪。尽管 如此，儒家讲诚，讲信义，而且以此为据，谴责虚伪和势利 的社会现象。儒家以道德取人，不以贫富取人。贫富是社会 等级最明显最简单的划分，科举是一般读书人最关心的事 情，势利是最明显的社会病态，范进中举之所以成为《儒林 外史》里最脍炙人口的故事，给所有的读者以难忘的印象， 其原因就在这里。吴敬梓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局限于对势利现 象的讽刺，而是将讽刺的解剖刀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深处。 吴敬梓的讽刺、批判的目光不再局限于道德评判，而是提高 到了制度的层面。具体来说，涉及到了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 就读书人而言，科举制度提供了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可能 性。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读书人或者变成除了八股一无所 能的废物，或者侥幸获取功名，进入官场的染缸。吴敬梓对 科举制度产生的种种弊病作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将其当作 讽刺的主要对象。从讽刺所针对的人物而言，《儒林外史》 的讽刺对象非常广泛，上自翰林、太保，下至三教九流。中 心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秀才这个群体。这是吴敬梓最 熟悉的群体，也是《儒林外史》中写得最好的群体。从讽刺 所针对的现象而言，围绕着“功名富贵”四个大字。凡是追 逐、艳羡、自负其功名富贵者，即成为《儒林外史》的讽刺 对象，而不论其社会地位之高低贵贱。如果仅此为止，则《儒 林外史》并无与众不同之处。对名利之徒的讽刺自古就有， 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史不绝书。吴敬梓最感兴趣的讽刺对象 是：虚伪势利、利欲熏心而又自以为忠孝仁义或欲掩其真相， 而使他人认为是忠孝仁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 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吴敬梓表现出他出色的讽刺天赋。这 一天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对此类人物和现象的高度 敏感、精心观察，准确捕捉其特征；二，对此类人物“良好 的自我感觉”进行绘声绘色而又不动声色的描写。热 衷名利之人，常有冰雪之语。假恶丑者，依然需要一种内心 的平衡，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伦理的依据，以消解心中 的负疚，达到内心的平静，甚至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获得 道德高尚的满足。吴敬梓讽刺的对象，往往具有良好的自我 感觉。翟买办，一个小小的衙役，本是一个狐假虎威的小角 色，他却自认为是知县跟前叫得响的人物。因为他心里作如 此想，所以想不通一个知县叫不动一个百姓的道理。时知县 的本心，是要用王冕的画作为礼物去巴结危素，但他却把自 己的下乡想象为“屈尊敬贤”的高尚行为。难怪他吃了闭门 羹便要勃然大怒。夏总甲一个基层小吏，却颐指气使，“和 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大有“官到尚书吏到 都”的气象。范进的丈人不过一介屠户，却没有把中了秀才 的穷女婿看在眼里，更不必说那些“做田的、扒粪的”农户。 梅玖不过是一个新进的秀才，却仗着“我们学校的规矩”， 趾高气扬，将老童生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