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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窑”与石湾窑

文孟涵

中国历代窑口多以所属州县命名，如越州窑称越窑，定州窑称定窑，地理意义明确。也有少数窑口以窑主或督办官冠名，如宋代吉州舒翁主持的窑称舒窑，清代唐英在景德镇督办的御窑称唐窑，这类称谓不与窑址相联系，其中柴窑、哥窑就成为长期争论不休的悬案。
而地域宽广无边的“广窑”，可以说是中国窑口称谓的一个特例。
“广窑”的提法始于清代，先是康熙年间，王棠在《日知录》中称“广东窑，出潮州府，其器与饶州类。”指的是广东东部的潮州窑。而自乾隆初期《南窑笔记》有“广窑”一说，这个概念便延续了一百多年。
蓝浦著《景德镇陶录》刊布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其“广窑”条目称：“始于广东肇庆府阳江县所造，盖仿洋磁烧者，故《志》云广之阳江县产磁器。常见炉、瓶、盏、碟、碗、盘、壶、盒之属，甚绚彩华丽，惟精细雅润不及瓷器，未免有刻眉露骨相，可厌”。刊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寂园叟（陈浏）所著《陶雅》，多次提到“广窑”，认为“老于厂甸者，相传以乌泥胎骨，蒙罩灰蓝淡色之釉者厥为广窑”，又说“广窑有似景德镇者，嘉道间十三行开办，初筑有阿芙蓉馆，其所设茗碗，皆白地彩绩，精细无伦，且多用界画法能分深浅也。”这两部文献的错误，是把地理接近，但性质截然不同的广州“广彩”瓷器与石湾窑陶器混为一谈。
广东人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成书约在上世纪20年代，有“广窑”一节：“广窑在粤名曰‘石湾’，盖南海县佛山镇之一村名也。自明时已迁于此，宋阳江旧窑今日早已消灭矣。”“至今日制陶器尚盛，实则胎质粗下，远不及潮阳、合浦，吾粤殊贱视之。”窑址说对了，历史渊源则不确。
《陶录》和《说瓷》虽然对广窑都颇轻蔑，但证述中也透露了一点正面的信息。《陶录》记载了唐英督办的御窑曾“仿广窑釉色及青点釉一种”。《说瓷》则在“说胎釉”时，承认“钧窑以紫胜，广窑以蓝胜”。《陶雅》多次谈到“日本人绝重广窑”，甚至有“谓其国某氏来华所制，声价乃过于宋均”一说。我以为此说或许不是空穴来风，还有待深入考证。
所谓“仿洋磁烧者”，“白地彩绩，精细无伦”，指的应是“广彩”，即广州织金彩瓷。历史不长，始于清康熙年间，成熟于乾隆，延至民国及当代。清代广州对外贸易繁荣，而瓷器最为外国人钟爱。为满足外销需求，瓷器商人从景德镇等地采购素白瓷胎运回设于广州河南的工厂，以欧美国家喜好的纹饰彩绘烘烧，其特点是“绚彩华丽，金碧辉煌，热烈清新，构图丰富，繁而不乱，犹如千缕金丝织白玉”，成为中国外销瓷新品种，它与石湾陶器完全是两回事。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廓清了石湾窑的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和佛山市博物馆等部门，先后对石湾和阳江等地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对石湾大帽岗窑进行了发掘，证实石湾大帽岗是一处唐宋窑址。唐代古窑遗物堆积层平均厚度有0.5米，宋代窑址遗物堆积层厚度则为1到1.25米不等，在大量碗、碟、杯、盏、壶、罐、炉、沙盆的碎片中赫然发现了一件陶塑兽头，见证了石湾艺术陶器的萌芽。考古报告认为：“阳江窑不是南宋，而是北宋；佛山石湾窑的年代不是明代而是唐代和北宋。两地陶瓷器的胎质、釉色和花纹亦有根本上的差异，可见所谓南宋阳江窑明代才迁入佛山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但“广窑”的模糊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影响深远，不仅1935年吴仁敬辛安潮合著的《中国陶瓷史》沿用了《陶录》和《陶雅》的错误，连1980年初版，西北轻工业学院等院校编著的高等学校轻工专业试用教材《陶瓷工艺学》，在绪论中讲述中国陶瓷发展简史，也沿袭了“广窑”的概念。
“广窑”的模糊概念，影响了文物的鉴定。
台北故宫博物院1961年编辑出版《故宫瓷器录》，第一辑宋元上编收录有“南宋广窑修身理性琴”等器物18件，第二辑明丁上编收录有“广窑月白穿带扁壶”等器物25件，第二辑明丁下编收录有“明广窑堆花牡丹瓶”等器物34件。这些归属在“广窑”名下器物的窑口和年代都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余地。比如“南宋广窑修身理性琴”，《故宫瓷器录》介绍为：“长110.6厘米，首宽16.3厘米”，“仿仲尼式琴，胎质极薄，通体鳝鱼黄色薄釉，多露紫骨，黯淡无光”。“琴首刻清乾隆题诗”等。我就这件珍品的窑口归属请教过一些专家，他们都认为目前尚没有足够的实证，说明南宋石湾窑的工艺技术可以达到如此精湛的水平。倒是广州博物馆藏“乾隆葱白釉琴枕”，长59厘米，为比较典型的石湾窑风格。
2007年10月我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注意到一件藏品陈列的说明是：“清十八-十九世纪乳浊釉瓷方尊广东佛山石湾窑”，没有沿用“广窑”的概念，但我以为称“陶方尊”似更严谨。
从“广窑”概念派生的一系列问题，说明石湾窑的学术研究，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领域。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陈玲玲老师《“广窑”说误》的观点，又蒙徐振锐先生提供了广东省博物馆考古调查的照片，谨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