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宋初期文学.doc

第一章北宋初期的诗歌

北宋初期文学，指的是自赵宋建国（公元960年）至仁宗天圣年间（1030年,此年欧阳修中举并正式登上文坛，掀开北宋中期文学的序幕）时间段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相对独立性。如苏轼就讲：“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六一居士集叙》）北宋于公元979年灭南汉后，又经过近十年时间，相继编成了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刊刻完成了《大藏经》等，成为北宋重建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正是在此阶段，从割据政权入宋的五代文人逐渐凋谢故去，而北宋政权新培养的文士渐次养成。由此，从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年号）至仁宗明道（1023年－1032年）年间，北宋政权培育的文士开始展现其光彩，他们努力探求新的文学范式，形成了新的文学风尚，在诗坛上产生了“宋初三体”即白体、晚唐体与西昆体，在古文方面则有以穆修为代表的文人探索，在骈体文方面又有杨徽之、钱熙、吴淑、许洞等人顺承五代传统而时有出新。这些努力，为后来者如田锡、王禹偁、杨亿、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所继承和发扬，北宋文学面貌才终于初步形成。

第一节宋初文坛

五代时期，政局混乱，各地割据势力飞扬跋扈，视民命如草荠，统治阶层内部篡弑极为频繁，地方官吏往往横为不法。五代十国时期人们遭受的苦难，已经到了相当悲惨的程度。北宋建立初年，全国户口从唐末的490多万户下降为330多万户（《文献通考·卷十》）。苟活于乱世中的士人，多采取“明哲保身”的人生谋略，气节沦落。仕四朝的“不倒翁”冯道，以毫无政治忠贞为荣：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新五代史·卷五十四》）。
类似冯道这种毫无政治品格的官僚，却成为当时士大夫乐于仿效的对象。欧阳修统计五代时有气节的人物说：
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
而没有“全节死义”的士大夫。有重臣巨宦率先丧志弃节作表率，五代社会风气在中晚唐“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李肇《唐国史补》）的基础上，继续向着缺少廉耻、不问世务、寄情声色发展。西蜀
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梼杌·卷下》）。
知识分子普遍对政治表示了绝望，他们要么选择隐居以避祸，要么是混世以度日，官僚及士人道统沦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此种风气，引导着诗人把笔触抒写自然界景物与自我感受上来，造成了诗歌气象的萧瑟衰萎，与之相应，诗歌体制也以短小的五七言律绝为主张兴武统计五代七位代表作家的诗作，五七言占到了诗作总数的90％以上。见其《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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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整个社会的混乱与杀戮，诗人求仕无门或者是已宦士大夫长期沉滞下僚，救国立功的人生抱负不能实现，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五代很多士人感慨于离乱的遭际，品味着悲欢无助的人生，有抱负而无从施展，有才能而落拓江湖，有谋略而不被重用，诗人怀着悲苦、绝望的心情，吟咏、品味着时代的苦楚，一发为清冷感伤的诗文风格。另一方面，适应着统治阶层追求享乐淫靡的生活以及娱乐的需要，五代文学亦有绮艳、靡丽风格，这主要从五代词中表现出来。另外，五代统治者以弓马杀戮、争夺权势为急务，视写作诗歌为“废务”，所需以武人为先，取士多以背诵、识字为主，并不注重考察士人的诗赋才能。这种情况，也导致了知识分子之诗作关注自身性命、感受、爱好等过于关注政治、道义与时事。除此之外，此期政治斗争的惨酷，士庶毫无把握的人生，造成了人们以道佛为寄托。道佛义理引导人们离弃世间感触与事物，要求不执著于物，这也使诗歌缺少真性情，诗歌题材由之向着抒写自然之物倾斜，诗歌风格随之发生了变化。可以说，五代诗歌的清冷、绮艳、感伤、气象萧瑟与缺乏刺讥，以及用词浅切、多用俚俗语、重视雕琢锻炼，苦吟盛行、意境贫乏等特征，都是特定时代士人心理的折射。这是五代文学创作的实况，也是宋初文学发展所面临的现状。
宋初文学，就是从五代文学的土壤中开始成长起来的。入宋后，五代文学的儒之“道”的缺失，继续左右着当时的文学风尚，并影响着当时文士的艺术取法范式的选择。
北宋初期文学的过渡性特征与文学气象，表现为文学创作上的地域性特征。其突出特征为“降臣”文学创作与原北周文人群体文学创作。由割据地区入宋的士人中，李煜、徐铉、张洎、郑文宝、陈彭年、乐史、舒雅、钱俨、钱易、句中正、汤悦、赞宁等人的文学成就较高。而原北周入宋的士人中，宋琪、陶谷、卢多逊、扈蒙、王溥等人的享有声名，但文学创作却少有成就。
宋初文坛，由于宋初太祖、太宗对原割据政权入朝士人的猜忌、提防，致使由割据地区入宋的士人心怀恐惧，他们在入宋后不再象原先一样在诗文中表述情志，“颂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