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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到实践分析论文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建立发展以来，呈现出“涟漪式”的叠进走向，法国学派强调实证性研究，美国学派补充了非实证性的审美研究，而中国学派中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向。文学变异学是针对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跨文明语境下的文学变异所提出，它紧扣跨越性、文学性与异质性等特点，重新规范了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变异学解释了文学交流比较中的文学变异现象，它的比较基点不再是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求同”，而着眼于文明的异质性，建立了“求异”的比较范式。同时，随着一些学科的发展，如译介学更多地关注了在翻译中的文化变异，又如形象学更多关注了形象制作的主体能动性，这些都不再是用传统实证性研究方法能解决的，变异学的提出使这些学科从原先实证性研究中分列出来，归为变异学研究，重建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变异学的提出，凸显了不同文明圈中的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以和而不同为研究目标，有助于破除某种文明中心论，建立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一、变异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曹顺庆在《复旦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提出变异学定义，即“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同时在该文中，明晰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四大研究范围，一是语言层面的变异学，也可称为译介学研究;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为形象学;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曹先生在《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中拓展变异学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文学“他国化”和跨文明研究。变异学理论建构起了全新的比较文学视野，但它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具备着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填密的理论体系。首先，从人类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纵观文学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异质文明发生碰撞使不同文学间相互交融、发生变异，从而产生文学新质，呈现文学丰富多彩的面貌。如禅宗文化就是在中国本土化文化与印度宗教碰撞后变异形成，禅宗不仅对禅理、禅观、禅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起到了广泛的影响，对中国文学影响也颇为深远。在文学内容上，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影响，原先占主导地位的“玄言诗”被“山水诗”所代替，用描绘山水来体现禅趣。在诗情诗意上，随着诗人们学禅悟道，说理偈颂的写法被他们有意无意间汲取，到了宋代就有了“学诗浑似学参禅”的说法。在文学评论上，自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理喻诗理以来，后世文论多承袭之。尤其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更是使本为佛家语汇的“境界”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色性名词。由此可见，是源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状态，这种冲突的结果“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正是这种外来的异质性文学因素引起本土文学传统中出现了变异现象，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因此，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研究文学变异应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其次，从差异可比性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一方面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来看，关注差异性已成为学术前沿，后现代思潮力求打破现有的单元秩序，倡导多元。如解构主义的代表者德里达，他的“延异”理论就与逻各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存在固定的意义。德里达认为，理解建立在两个领域中，在同一性的领域即是已经显现的和将显现的领域，而实在的领域是一种“延异”的领域，理解是在与其他意义的差异中产生的，得以延续的。落实到文学比较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就围绕着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差异性”与“无关性”展开其思想体系，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而打破这一西方中心的格局就须要看到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如朱利安所说“文化的本性在趋向同质化的同时也在不停异质化”。在这种追求差异性的思潮之下，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没有对这样的文化趋势做出反应。法国学派中梵·第根、基亚等学者强调“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法国学派倡导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打破法国学派的限制，将没有实际影响与关系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进行比较，即是倡导“平行研究”。但美国学派的学者也没有认识到不同文化圈内的文学差异性问题，他们的可比性也都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上的。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之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是建立在“类同性”基础之上。而与“同源可比性”和“类同可比性”不同，变异学的差异可比性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同中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