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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命运悲剧曹禺对古希腊命运悲剧的继承与发展悲剧自古希腊开始,主题就与命运、轮回密不可分。许多剧作家在创作悲剧时都会受到这种悲剧主题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努力下完成一种对前人的超越,例如莎士比亚,奥尼尔等等。而在我国,曹禺使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并且使得“人及人类命运”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小说之外,有了新的思考。一、对古希腊悲剧命运主题的继承曹禺是一位善于借鉴的作家,这一点他从不避讳。他在《雷雨〈序言〉》中写到:“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偷了人家的金线来织自己丑陋的衣服’。其实偷人家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碜。”生死轮回,在古希腊悲剧中很常见。表现在“死去”的人直接复活。在《俄底浦斯王》中,俄底浦斯的父亲为了逃避神谕说他的儿子将来会杀父娶母,所以把俄底浦斯捆了手脚送到了荒山里,在他们看来他的儿子肯定死了,所以神谕也就不会应验。但是,后来俄底浦斯还是“死而复生”,长大成人,在一个路口杀了他的父亲。并且不久娶了他的母亲。这是作者精心营造的生死转化,抹杀生与死两方面的界限。以达到命运弄人的效果。同样在曹禺的戏剧中,也有这种精心安排的生死转化。投河自尽的鲁侍萍30年后“死”而复生,而且她自己也认为周朴园已经死了,“命,不公平的的命……”让这一对冤家重逢;在《原野》中焦阎王与焦大星都在仇虎面前死而重现;《日出》中竹均“死了”,陈白露也死了,但她房间里的“陈白露”悲剧还会在上演。周扬曾精辟地说:“一个潘经理走掉了,一个陈白露自杀了,第二个潘经理、第二个陈白露,就会来占住他们所空下来的房间……”这种生死轮回表现了命运的不可变更性,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共通的。曹禺在《雷雨・序》中说:“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爱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白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写《雷雨》,就是要学着古希腊人一样完成一次对生命的探索,人生存状态的思考。古希腊悲剧《俄底浦斯王》中,主人公苦苦追寻的真相之路,也就是他思考人生存境域,探询人类真理的路,在俄底浦斯准确地回答出谜底时,也就注定了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怎么样做也无法摆脱命运对他的操控。在《雷雨》中,在专横的周朴园身上,在苦痛的蘩漪身上,在软弱的周萍身上,在天真的周冲身上,在无辜的四凤身上,曹禺同样表现出了他们身上特有的固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信条。但最终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共同命运。人生最大的悲哀也许正是这种无可奈何地生活在无从把握的生命世界中。在这一点上,曹禺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的这种命运观。二、对传统悲剧表现手法的丰富从创作上说,曹禺在剧中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拓展。古希腊的现实主义虽然也反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但他们取材于神话,人物大多是超生活的,超人的神性的英雄或巨人,缺少一种现实生活的典型性。而曹禺的《雷雨》等杰作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结合。”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离开了丰富生动的情节,人物性格就不能得到发展。以《雷雨》为例,八个人物是靠血缘关系组成的网,而贯穿全剧的情节是周朴园对鲁侍萍的始乱终弃,其他情节皆是这一主导情节的派生。周萍与蘩漪,与四凤的**,都是周鲁关系不同的变形。正是周仆园的情节引发了一系列的情节,进而深刻揭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社会矛盾实质。另外,曹禺还丰富了悲剧命运观的内容。“悲剧在于对灾难的冲突”,古希腊悲剧是以“冲突为美”的审美观,但其冲突的“点”往往比较少,一般情况分为两派,冲突的“点”也就是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冲突,除了这个冲突之外,次要的冲突几乎没有。如《美狄亚》中,美狄亚与伊阿宋派的冲突。还有人类英雄的代表普罗米修斯与以宙斯为代表的恶神两派间的冲突。相对与曹禺的《雷雨》,冲突的不是单个人或者是单派的冲突,而是形成了多点的冲突。除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以鲁侍萍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还有两派内部复杂冲突。各个小冲突连缀在主要的阶级冲突上面,并一个一个的爆发引发了大冲突,这种连锁反应最终使剧情发生急剧逆转,实现了网状冲突的顿挫之美。正是这些多点的网状冲突,显示了曹禺较之古希腊命运悲剧在表现现实生活矛盾上更具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以说,希腊悲剧是个人的命运大悲剧,而曹禺的悲剧则预示着群体的社会命运大悲剧。三、对悲剧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与传统的古希腊命运悲剧轮回主题相比,曹禺戏剧表现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心态:血仇代代相传。在创作中表现出这种文化心态是很自然的,作为封建大家庭的一员,曹禺必然受到传统观念和家族文化的影响。同时这些影响是无意识地、潜在地、若隐若现地体现在他的剧作中。从某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