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 [浅析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docx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浅析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摘要：“言意之辨”是一个古老而有价值的话题，它作为魏晋玄学家们讨论的诸多名理问题之一，曾在魏晋时期盛极一时，包括“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三种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魏晋时期言意之辨内涵的理解与阐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三种观点之间的关系，和大家一起讨论思考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对其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关键词：言不尽意言尽意得意忘言“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盛极一时，从表面看，所牵涉的只是语言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哲学领域贵无派和崇有派的斗争。“言意之辨”在当时大致有“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它们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言意之辨的内涵关于言意命题的探讨并非始于正始时期，然而到正始的时候这一命题又受到广泛注意，并得到深入的探讨，它是玄学思潮的必然产物。《易·系辞下》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段文字是局限于《易》中言、象、意三者的关系而发，在其产生后的几百年岁月中，也没有引起充分重视，更没有被上升到一般方法论的高度去理解。在汉魏之际，这段话却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成为早期玄学的重要理论武器。[1]玄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它发言玄远，崇尚清谈，以虚无为特征，具有很强的理性思辨色彩。“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学家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逐渐衰微的两汉经学。在玄学的构成中，道家思想是本是体，儒家思想为末为用，因此道家哲学基本上决定了玄学的思想观和方法论。玄学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玄学家在清谈中设立主客往复辩难，这种风气无疑促进了理论思维和语言能力的提高。”[2]以上便是“言意之辨”在正始时期被关注时的大致理论背景。“言意之辨”在当时大致有“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当时荀粲主张“言不尽意”论，欧阳建倡导“言尽意”论，王弼主张“得意忘言”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以上三种观点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首先，关于当时荀粲主张的“言不尽意”论，言不尽意是正始时期的普遍认识。蒋济、钟会、傅嘏都是主张言不尽意的。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写道：荀粲是玄学家中最早提出“言不尽意”的人。在《三国志·荀彧传》中记载：“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进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进言，此非言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荀粲以为性与天道才是精华，才有深奥的义理，夫子既不言性与天道，而只言文章，则儒家典籍乃是糟粕。荀俣为了说明圣人也言天道，于是引老子说《易》为证，提出了象和系辞可以表达微言的问题。于是引出荀粲言不尽意的一番议论。荀粲以为，理之微者，难以用言象表达；言象所能表达的，只是表层的意义，更深刻的即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是难以表达的，他的这一思想来源于《庄子》的《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言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3]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荀粲并不否定语言的基本认识功能，他认为语言能够表达意义，但不能够表达出最深奥的意义。从总体上看，言不尽意论并不否认言辞达意的功能，它只是指出了言辞和意念之间的差距，认识到言辞并不能把意念完全表达出来这样一个特殊的规律。在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体现出事物互相矛盾的两面性特征。其次，我们来看王弼主张的“得意忘言”论。王弼首创“得意忘言”说后，“便成为魏晋时代之新方法，时人用之解经典，用之证玄理，用之调和孔、老，用之为生活准则，故亦用之于文学艺术也。”[4]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王弼集校释》609页）王弼承认言可明象，象可尽意。这个“象”指具体的象；这个“意”指具体的意。具体的象与意，是可以由言象去表现的。但除此之外，他进而论述得象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