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前景观察.docx

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前景观察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三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同时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特定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指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较之“老知青”，此番大学生下乡也是让知识服务乡村，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且带有行政意味，我们因此把当下的大学生“村官”称为“新知青”。两次“知青运动”当然无法类比，上一次是强制性色彩浓厚的政治动员，而这一波虽也有政策性激励，但一些大学生带着“改造乡村”的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早已不是孤例。无论是行政动员，还是个体自觉，我们对他们的关注都出于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新一轮“知青下乡”有怎样的政经背景？80后“新知青”给中国农村带来什么真实变化？他们与中国农村的未来之路在哪里？80后女大学生的村官生活毕业仅半年的女大学生刘荣华，带领岁数跟她父亲甚至爷爷差不多大的老党员，治理这个800多口人的村子。母亲对于女儿当村官不以为然:“好不容易把她供出来，结果又回到农村了。”为村里打了5眼机井，修了一条350米的水泥路与邻村相通。这是女大学生村支书刘荣华上任不到3个月交出的施政答卷。今年3月25日，这个去年刚毕业的“80后”女大学生，全票当选为唐山市乐亭县大相各庄乡王潘各庄村的村支部书记。一个年仅22岁的小女生，何以在短期内赢得村民和村干部的认同？刘荣华的上级、大相各庄乡党委书记郑洪涛说:“你不能只注意看得见的那点成绩，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呢！”树立威信刘荣华当选之后才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负资产的村:没有企业，上届村委修路把村里唯一能卖钱的树林给卖了，村里的集体机动地也租给了别人，目前还有20多万元的债务。“快栽秧了，再不打井，又该打架了。”上任半个月，有村干部提醒刘荣华。在乐亭这个蔬菜大县，水和交通是农村发展的两大制约因素。具体到王潘村，用于灌溉的19眼机井有7眼经常不出水，村民只能排队浇地，但时间不等人，排在后面的人等别人都浇完地，节气也过了。每到栽秧季节，都是村里争吵打架的旺季。“因为缺水，很多人不敢种蔬菜，只能种玉米，靠天吃饭，而一亩地用来种玉米，收入顶多1000多元，如果种西红柿，少说也得5000元。”1985年曾担任村支书的史少胜说。面对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刘荣华表现得很谨慎，“怕她们骗我，糊弄我是个小丫头。”刘荣华拉着大她5岁的村主任黄新勇到地里考察了一番，情况果然如此。算了一下，要解决灌溉问题，需要新打6眼机井。接下来的问题是，钱从哪来？在王潘村当村支书前，刘荣华曾在乡里另一个村干过半年村主任助理，对于如何为村里争取资金和项目，她并不陌生。这个村的包村单位是市民政局，刘荣华与代表民政局与村子接触的干部反复沟通，为村里争取到了20万元的支援。能争取到这个数目，除了对口因素，刘荣华的个人努力也不可或缺，郑洪涛说，“在唐山地区，包村单位每年给村里的支援，不成文的‘行情’是10万。”包村单位“承包”的时间是3年，自从上一任包村单位届满，王潘村还没有新的接替者。在刘荣华上任前，黄新勇为了打井的事，曾通过朋友去找过一些企业，“但你没项目没产业，人家不可能给你钱，你又不是希望工程。”刘荣华只能通过乡里引荐到县水利局和财政局，然后一趟趟地找上门去磨嘴皮子。她发动了从乡党委书记到一般干事在内的力量帮忙游说，直到两个单位合计3.5万元的打井款项汇到村里的账户上。用这笔钱，村里打了5眼机井。一位正在地里浇地的村民说，原来的老井光走字不上水，新井打出来后，浇一亩地的电费从200元降到了40元。刘荣华的另一个政绩是修路。两个月前，如果从西边滦南县的高各庄村进入王潘村，两村间交界的土路是过往司机最头疼的。这条路是村里往外运输蔬菜的必经之路，“蔬菜怕颠，一颠就坏。”村主任黄新勇曾想自己垫钱把这段路修成水泥的，被刘荣华制止了。“这条路属于村村通工程，乡里是有修路指标的。”根据这个判断，刘荣华向乡里递了材料争取了一段350米的修路指标，又找同样有修路需要的高各庄村筹了1万多块钱，加上村里收上来的电费作为预付款，把路修了。欠款等工程正式验收完，乡里给的修路款到账后再还上。刘荣华说，当地干部更多的是困在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里考虑问题，“我的视野可能比他们开阔一些。”而在村民们眼里，刘荣华的大学生身份显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光环效应。史少胜的话代表了村民对她的普遍看法，“国家有支持大学生下乡的政策，县里乡里对大学生村官也很重视，有些钱我们去要可能够呛，刘书记出面就不一样了。”而村里干过20多年的老支书史井俊，更是把大学生刘荣华比作“金凤凰”，“落在哪哪跟着沾光”。调和乡村矛盾得知刘荣华要参加王潘村的党支部竞选后，史少胜找到乡党委书记郑洪涛说，“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