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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
娱乐文化：从过去到现在
对于娱乐，我们曾经隔绝太久，我们现在浸淫太深。
“文革”及其以前的娱乐文化，承载了更多的沉甸甸的社会主题，娱乐被阉割、改造并最终退化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仅是为了主题的广泛有效宣传的“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而服务，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宏大叙事的同时，享受着这有限的娱乐精神。革命电影和样板戏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标志。
“文革”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段市场经济的序曲中，种种娱乐的涓涓细流顺着板结的精神堤坝的纹路漫漶开来，濡湿了国民久旱的心理。1983年央视首开的春节联欢晚会几乎成为全国上下一顿无比丰盛的美味佳肴，全家老少围炉夜看春晚成为一代人温馨的记忆。不用说，春晚给大众带来了精神的娱乐。
在一个与娱乐隔绝太久，已不懂得如何娱乐的国家中，外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邓丽君甜软的“靡靡之音”，街头巷尾的卡拉OK、交谊舞、金庸、琼瑶小说热、港台警匪片等大众文化及其娱乐形式已经在争议和警惕之中日渐发展壮大起来。
市场经济以来，娱乐之流奔涌而来，美国大片、音乐会、歌厅酒吧、夜总会、各类正版及盗版唱片、电视娱乐节目、网络文化（BBS、网聊、网游、博客等）、街舞等，形式空前多样，内容异常丰富。尤其是近年来，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的那样，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娱乐有泛滥之嫌，人们久久浸淫在其中无法自拔。
传统文化之崩毁与现实生存之紧张
从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是我们的娱乐观念的一个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转型中国相对开放的思想文化和相对紧张的生存现实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
从思想文化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具有浓厚的道德训诫因素和日常礼仪制约，这就形成了一种敦厚而整饬的民族文化心理，对“一日三省吾身”和“慎独”的自我要求，对“玩物丧志”和“礼崩乐毁”的叹惜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心理的，于是便形成了一种对于苦修的由衷敬重和轻慢的深刻警惕的文化传统。
然而，这种娱乐的原罪心理随着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而日渐淡化。市场经济确立以前传统文化近百年左右时间里经历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冲击，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在这种“无根”状态的基础上建构的。对传统文化来说，更为不幸的是，近年来，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形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化和商业化促成了大众社会的“原子化”，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正如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所判断的，以往能提供思想资源的乡村、家庭和教会等组织已“不可能培育认同感、确定行为指导、形成道德规范。按照这种理论，大众社会中的民众在社会和道德两方面都被原子化了”。在这样一个所谓的道德规范“被原子化了”的社会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有效性便值得可疑了。
看来，随着传统文化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娱乐的无罪化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从生存现实来看，现代化转型使得一大批国人一时仓皇无措，旧的体制业已破毁，新的体制又难融入，在一个社会尚不具备足以提供给每个国民社会保障的能力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要首先面临自己的生存压力，于是，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论是大老板还是小工人都如同一部部工作机器一般地紧张地运转着，工作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的住房问题、婚姻问题、看病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事关人生大事都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但又是最沉重的话题。
在一个物质相对贫困而心灵悠闲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渴求的是物质的丰裕，而一个物质相对丰裕而内心不安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渴求的是心灵的悠闲。这时，娱乐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缓解心理压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娱乐的无罪化便成为当然的一个趋向了。
以上，从文化层面和生存现实两方面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在精神向度和物质向度共同形成了娱乐无罪化的现状。
娱乐已不需要理由
在中国，娱乐文化由原罪化到无罪化也经过了一个过程。正视娱乐的正当性应当是转型时期以后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此前娱乐便不复存在，然而，又正是由于对娱乐下意识地怀着深刻的原罪感，那时的娱乐又都是在种种堂皇的招牌下曲折地进行着。上世纪80年代交谊舞何尝不正是借着“友谊”的名义免除了娱乐的原罪感？烫发的流行何尝又不是借着“改革开放”的名义免除了“爱美”的原罪感？
而在转型期里，娱乐已不需要理由，那种免除“原罪感”的幌子已属多余，不仅不需要幌子，而且娱乐本身反倒瓦解了那些意义本身。这在《超级女声》的节目中表现的非常明显，“超级女声”中唱歌的优劣好坏对于这档全国热捧的电视节目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它的成功在于它本身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充满悬念的“游戏”，或者说“想唱就唱”只是一个全民游戏的道具而已，评委胡吗个说，“‘超级女声’首先是一档电视娱乐选秀节目，其次才是歌唱赛！”这说得准确极了，所谓“灰姑娘”们的自信、清纯、可爱等等都与此无关。“PK”一词恰能说明这一节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