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与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docx

巴黎和会与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马钟鸰“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说起五四运动，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那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年代，并且很快联想到五四运动的起因——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即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如此丧权辱国的消息传回国后，立刻被国人视之为国耻，当即便引发了学生们的抗议游行。五四运动的性质无疑是爱国运动，期间提出的著名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更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了人奋发图强的爱国热忱。既然五四运动被人们视为由学生发起，由工人扩大的爱国反帝运动，那么它自然就有斗争的“对立面”；在我们的教课书中，这个“对立面”非常清楚，即“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所涉及的“争国权和惩国贼”。我们所学的历史课程告诉我们：“争国权”无疑意指“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惩国贼”往小了说是指因秉承北洋政府意志与日本交换“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使“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参与对日借款事宜而被学生们烧了自家私宅的“卖国贼”曹汝霖等人；往大了说，则是指躲在这些小“卖国贼”们的背后操纵全局，想要把山东的权益出卖给日本的大“卖国贼”——北洋政府。我们的教科书还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广大学生、工人的爱国举动，使得软弱无能的“卖国”北洋政府倍感压力，最后迫于来自国内的各方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随着近年来一些涉及巴黎和会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播出，又浮光掠影地给人们展示了有别于教科书或者说我们传统印象的巴黎和会以及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比如巴黎和会之前中国从民间到政府对和会上中国外交必然取得重大突破的巨大期望与信心，以及巴黎和会上以顾维钧为代表人物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面对列强，与日本据理力争的史实，还有章宗祥、曹汝霖等“卖国贼”面对日本人和爱国学生，两头受气、委屈求全的细节描写……当看完了这些区别于教科书的历史场景再现的人们立刻产生了许多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巴黎和会的最终结局是什么？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之后，中国得到了什么，又为此失去了什么，如传统说法一样，如此行事的结果真的一场外交胜利？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突出表现仅仅是爱国的外交官员们在全国民众的支持之后进行的个人的外交努力？那个被后世之人视为对外软弱，对内强硬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期间又做了什么，它真的是“卖国”政府？巴黎和会上中国除拒绝签约之外，是否还取得了什么实质上的外交成就？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简单的常识：任何外交活动都是依据当事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展开的，而外交政策的制定又是政府的工作。这就是说北洋政府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指导着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活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种种表现始终秉承着北洋政府的意志。那么，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政策又是什么，它是如何指导代表团的外交官的外交活动的？收回德租界：北洋政府开启收回丧失主权起点事实上，北洋政府为参与巴黎和会并取得外交成果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由于《辛丑条约》签订，德国以此为据，在中国的天津、汉口、HYPERLINK"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327"\t"_blank"青岛等地开辟了德租界、租借地，德租界和租借地成为德国扩大在华利益的据点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至此以后，包括清政府在内的历届中国政府都视德租界如芒刺在背，欲寻机去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通过对德断交与宣战的机会（1917年），完成对除青岛之外的德租界的事实上收回（青岛及山东的德国在华权益被抢先出兵的日本窃取）。北洋政府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有利外交形势，收回了天津、汉口德租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主动收回外国租界。②当然，北洋政府的收回德国租界的行为虽是一时壮举，但也不乏缺憾：首先是青岛的德租界被日本强占，山东地区的主权并未彻底收复，使山东问题成为悬而不决的国际争端，给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了可乘之机；其次天津、汉口德租界的收回并不彻底，德方依然保留了部分原属与中国主权的特权；再次，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的行为并不符合当时的国际惯例，是北洋政府单方面的行动，缺乏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列强承认的法理基础。为了使完成在法理对所有德租界的收回，北洋政府开始了各种外交努力，而其中又以收回青岛德租界和山东主权为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北洋政府为了对抗日本对于山东的觊觎，就已经开设了一个长期的会议机构，专门负责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之后的青岛（山东）善后问题，并且提出了战后收回青岛主权的纲领。就在北洋政府内部爆发“府院之争”，为对德宣战龌龊不断时，北洋政府的国务院为因对可能出现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