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docx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反映，体现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和文明程度。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标志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境界。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变革，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单纯就环境来解决环境问题，而是在新文明观指导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革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人类社会发展，需要从自然界摄取物质、能量和信息，这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前提。人类离不开自然，自然环境不仅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且也是重要的精神享受，能陶冶人的情操，发展人的体力智力，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础。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工业文明往往会过分突出人的主体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渐渐走向疏离。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人把自然作为索取对象和工具手段，不断地对自然提出各种要求，逐渐发生了人与自然的分化，以至于发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错误地认为人可以主宰自然。然而，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却一次次地教育了人，人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不能站在自然界之外去支配自然界，人的血肉之躯来源于自然界并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奴役自然本身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切近的、眼前的利益在短时间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事与愿违，“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自然灾害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自然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为破坏了的自然会造成人类发展的困境。据联合国环境署报告，2016年，冲突、暴力和自然灾害造成约311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流离失所，其中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达2420万人。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还体现在自然物种的加速灭绝，自然资源的大量流失，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等，全球生态危机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实质上，自然灾害是以“天灾”为表象的“人祸”，是人类过度地干预、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结果。这就警示我们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既要利用好自然，又要像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惜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一方面，人要依赖于自然生存和发展，需要自然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命的活动资料；另一方面，自然对社会也有依赖，依赖人对它的认识和开发，依赖人对它的尊重，从而发挥其存在价值。人应该顺应自然，在人与自然“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建设美丽世界。当前我国处在多重挑战的关键期、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的攻坚期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窗口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显现，社会利益主体和需求表达呈现多元化、复杂化态势，特别是人们的生态文化理念远远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培育敬畏自然的生态价值理念迫在眉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培育良好生态文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人的理念决定人对自然改造的方向，人的实践活动不是任意妄为的，需要正确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化解生态危机，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让自然生态更优美，人民生活更美好。树立“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思维。中华文明从肇始之初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化思维方式，从“人—自然—社会”整体意义上认知和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认为人类和自然万物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是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满合一的自然状态，人以其文化创造成为协和万物的德性主体，能“为天地立心”，把生养万物作为自己的职责，用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万物，行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思维是对工业文明的整体性超越。工业文明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可以依凭科技和工具的进步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其价值目标是为了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对工人和自然进行双重盘剥；其实践指向是奉行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以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忽视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片面追求个人权利，忽视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为社会与自然危机埋下了隐患。新时代，生态文化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和扬弃，从而走向“天地人”整体观的视域。“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是系统化的整体性思维，用协调发展的方式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要使人能够享有自然界的生态资源，并实现永续发展。培育道德共同体的伦理价值理念。生态整体主义要求把“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以此作为评判人类生产生活、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罗马俱乐部在《人类处在转折点》中提出全球伦理学，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促动了人类对生态伦理的普遍关注，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大地伦理，要求人对构成生态的无生命物也负有道德责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