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性别比失衡、经济激励与生育决策.doc

出生性别比失衡、经济激励与生育决策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东亚国家而言尤为重要。在1955年,联合国明确界定了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在102到107之间,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逐渐偏离了正常范围。在1982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47,随后逐渐攀升至2005年的120.49,出生性别比失衡日益加剧,并伴随着显著的地区差异,整体人口结构失衡,成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衡会对经济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婚姻、犯罪和储蓄等方面。出生性别比失衡会增强女性未来在婚姻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减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投入,诱发一些新的婚姻模型的出现。未婚男性过多会导致犯罪行为增加,在边远地区拐卖妇女现象频发,妨碍社会的和谐发展。出生性别比失衡还可以通过增加储蓄,延期消费,推高房价,造成宏观经济的波动。传统文化观念中对男孩的偏好,会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当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时,父母面临严格的生育数量约束,传统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认为,父母会更倾向于生育男孩。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为低成本的性别选择提供了便利。进一步的分析指出,父母对男孩的偏好根源于经济动机。当存在经济激励时,家庭生育女孩的相对收益增加,生育男孩的相对成本增加,父母会更倾向于生育女孩,可以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本文尝试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系统考察出生性别比失衡、经济激励与家庭生育决策之间的关系。我们主要从政府经济激励和市场经济激励两个角度出发。在政府经济激励方面,我们关注中国2003年启动的“关爱女孩行动”项目,该行动为试点县区生育女孩的家庭提供了一系列的奖励和扶持政策,我们分别考察了“关爱女孩行动”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和政府经济激励的微观机制。在市场经济激励方面,房价波动会带来家庭住房财富的变化,我们主要关注2001-2008年的房价波动,考察住房价格变动对家庭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产生了如下几个主要结论:首先,来自政府的经济激励可以有效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爱女孩行动”这一项目的实施可以使出生性别比下降12个百分点,我们还排除了县区异质性、瞒报、移民和试点县区选取标准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关爱女孩行动”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地理相邻区县的研究,我们发现“关爱女孩行动”主要是通过经济激励发挥作用,而打击“两非”的行政干预的效应并不明显,这证实了真实经济激励改变生育行为的可行性。“关爱女孩行动”还可以改善试点县区的女性地位,提高当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其中大专及以上女性占比提高了4.606‰,本科及以上女性占比提高了1.33‰,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增加了0.792年,可以改善女性的社会发展环境。其次,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政府经济激励的微观机制,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关爱女孩行动”的政策效应,基于会泽县的政策背景,研究发现,“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可以使得试点县区女孩家庭的总收入提高5891元、家庭的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基金支出分别增加739.6元和112.3元。与此同时,可以使得试点地区生育女孩家庭的母亲总收入提高2809元、母亲的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基金支出分别增加409.1元和48.03元。说明来自政府的经济激励可以改善家庭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水平,母亲的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水平也有所改善。进一步地,有效排除了共同趋势假说和当期会泽县其他经济发展优惠政策的干扰。而对于试点县女孩年龄在18岁及以下的家庭来说,“关爱女孩行动”的政策效应会相对更强。同样地,政策效应主要来自于经济手段。此外,基于城镇住户调查(UHS)16个省份的家户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来自市场的经济激励可以促进生育率的提高和出生性别比的降低。房价波动带来家庭住房财富的变化,房价上涨会促进家庭生育人口数量的增加,这一效应对于30-44岁之间的育龄女性而言尤为显著,对于20-29岁之间的育龄女性没有影响。考虑到调查家户的住房类型,我们发现房价上涨对租房者没有影响,但会显著提高拥有住房者的生育率。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可以显著降低家庭的出生性别比,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并基于户籍情况、民族特征、住房类型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检验。为了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土地供给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IV的估计结果保持稳健,表明房价上涨可以促进家庭生育率的提高,降低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