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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忧患意识与中华民族深层忧患(2011-07-1723:00:02)转载▼标签：文化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教授吉文辉忧患意识是儒家入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核，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美德。自古以来，忧患意识就是读书人应当培植和拥有的精神传统。它随着读书人的仕途而被带入上层社会，并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遗憾的是，近六十年来，这一精神传统在一次次的政治风雨的冲击下，随同传统文化，于今日已日渐式微，消失殆尽。虽然近几年有所呼吁，但亦如强弩之末，仅流于口号而无实质性举措。作为儒家六经之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块奠基石——《周易》，其原动力就是忧患意识。孔子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认为编创《周易》的著者，应是身处患难之中而满怀忧患意识的人，因为《周易》一书中充满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思。孔子说：“《易》之为书也…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周易·系辞下》）“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就是使人懂得畏惧谨慎，并明白忧患所在及忧患之因，这就是忧患意识。《周易·震卦》说得更加明白：“君子以恐惧修省”。一般认为忧患意识是指人们在面临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患难时所产生的忧虑和思索，然而《周易》所展现的儒家忧患意识绝不仅限于此。能够体现儒家忧患意识高尚境界和深厚底蕴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越自我的历史使命感。超越自我是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核心指标，“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自我担忧是个人的本能，与生俱来，而儒家忧患意识指向的则是更高层次的担忧，是对国家、民族、群体、人类前途命运的担忧，是对真理、正义、人道、人性不张的担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苏洵《管仲论》）。二是居安思危的超常预见力。灾难降临，人所共见；灾难潜伏，人难预料。儒家忧患意识强调的是对将临灾难的的担忧，知人所未知，忧人所未忧，即“先天下之忧而忧”。这就是《周易·既济》所讲的：“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与《黄帝内经》所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同一个道理。忧患意识的可贵就在于，能够从承平中预见危机，从有利中发现不利，未雨而绸缪，防患于未然。而要拥有居安思危、见微知著的预见力，则必须拥有超乎常人的知识、智慧、意志、胆识和才能，需要冷静的头脑和博大的情怀。三是身居其位的社会责任心。古人提倡忧患意识，针对的主要是包括帝王在内的国家管理者，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人。观《周易》、《论语》、《孟子》中所言大人、君子，多与从政、治国、御民、教化、听訟等相关，故知非平民百姓也。以德教为例，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上层人物的品德有如风，风一刮能影响四方；普通百姓的品德有如草，风吹草上，草就会顺着风的方向倒去。风能影响草，草何能影响风？忧国忧民，是在位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拥有权力、地位、金钱、财富，而不能利益国家、社会、民众，于心何以对得起这些权力、地位、金钱、财富？以上三点——重在自我超越、重在居安思危、重在官员忧思，最集中地显示了传统忧患意识的精神实质。近几年，党中央一再告诫政府各级官员要增强“忧患意识”，强调“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的讲话）。由此可见，传统忧患意识在古今是完全一致的。自我超越、居安思危、官员忧思三者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居安思危。《孟子··告子下》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易传》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左传》中也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身处当今中国，政治一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科技猛进、教育腾飞，忧从何来？为何党中央一再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对此，诸多文章对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归纳起来，大体上不外乎这几个方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骄奢淫逸；权力不受公众约束，骄横跋扈；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医院学校公益性失落，房价物价飙升脱离工资实况；社会资产恶性积聚，国富民穷；社会风气急剧恶化，道德滑坡；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无从保证；利益集团操控市场，大量资金外流；弱势群体举步维艰，就业问题逐年加剧等等。细分析，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有些是各国共有的，有些是我国独有的，有些是我国比较严重的；有些是阶段性的局部的，有些是危害严重影响久远的；有些是管理不善计划不周造成的，有些则是国家制度先天不足带来的。笔者论为以上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总的来说还属于“果”的层面，属于“标”的层面，是人们所共见的。孔子说，君子应“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