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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摘要:先秦是中华文化生命最健旺的时代。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互补，形成中华文化之源。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蕴含着国际思想之精髓，只要遵循并推进其内在逻辑，把握其本质，对其基本命题和主要概念做出新的诠释，使之具有现代精神，就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价值整合功能。其中的一些哲学思想,对和谐世界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关键词: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和谐世界仁义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仁”。“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曰：“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其实，“仁”就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对于个人的品德，同时孔子也强调“义”。义者宜也，及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它是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忠恕《论语·颜渊》篇里记载，仲弓问仁，孔子回答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篇里还记载，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因此，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仁”的含义并不仅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还有另一方面“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称作“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仁付诸实践的途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后来有的儒家把忠恕之道称为“絜矩之道”，意思是说，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中与和《中庸》对于“中”的意义作了充分的发挥。“中”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中道为贵”（thegoldenmean）颇为接近。有的人错认为，主张中道就是凡事只应求其半，行其半。其实，“中”的真正含义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既不过多，又不过少。“和”便是协调分歧，达成和睦一致。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有各种不同才能、不同行业的人，各有自己的地位，完成不同的作用，各得其所，彼此没有冲突。一个理想的社会，也是这样和谐的一体。这种和谐，不仅是指人类社会，它也渗透全宇宙，构成所谓“太和”。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信”是个人和国家立于世的根基。孔子还强调“主忠信”，认为人无信犹如大车无輗。国亦无信不立。国之交，信为本。这种信是大信。在国际关系中讲信用、守诺言，是对以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行为者的基本要求，涉及他们在全球社会中的信誉和形象，因而也涉及他们的国际活动空间与成效。“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已成为信守承诺的格言。取信于世，是国际行为者处理国际关系、全球政治的一个永恒主题。国际行为者在对外交往、相互沟通、达成协议的过程中，总希望获得理解、支持与合作，但前提条件是对方对己方的信任感，信是交往、沟通的准则，而任何一方的信用是在长期的国际实践中树立起来的，它一般体现为重诺守约，且具有可信性，必须兑现。这就是“言必行，行必果”的美德。轻诺必然寡信，背信弃义则无法参与正常的国际交往与沟通，因而也无法立足于世。王道与霸道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4节中，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衣暖食，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关系和基于人伦的道德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社会和国家的起源要追溯到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存在。人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够充分发展。孟子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人的各种人伦关系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发展。国际是一种道德体制。因此国家的领袖也应当是社会的道德领袖。因此，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如果一位圣人成为国君，他的统治便是“王道”。按照孟子的看法，政治统治有两种：一种是“王道”，一种是“霸道”，王道是“圣王之道”，霸道则是依靠暴力实行统治。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统治。圣王之道是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来贯彻的，霸道则是以强制手段来推行的。王道的力量来自道德教化，而霸道的力量来自武力。在《公孙丑章句上》第3节里，孟子说：“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以后的中国政治哲学家都持守这种“王”和“霸”的区别。如果以当代政治学的原理来对照，我们可以说，民主政治便是王道，因为它是人民大众的自由结合。强权政治便是霸道，因为它以强权和暴力来推行统治。先秦儒家哲学与和谐世界中华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资源，源远流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对于全球和区域的整合，促进历史大趋势顺利发展，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和路径。先秦是中华文化生命最健旺的时代。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