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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的形成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二程集》。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其基本观点包括: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宋明六百年儒学之发展,世人称之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之理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道理、理论或义理。对其若不中肯定位,即显空泛,而难以抓住其实质,更不能了然其与先秦儒家之关系。宋明理学是性理之学,它是亦道德亦宗教,道德与宗教的合一。(此宗教非西方拜神之宗教,乃是宗本性或本心之教化之宗教也。)这种性理之学不仅仅是程伊川、朱子开出的性即理,还含有本心即性的性理义,此乃陆象山、王阳明开出的心即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心性之学。这种心性之学,即是内圣之学。内在于自己,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圆满人格之学问也。内圣之学在先秦儒家已彰显成定局,经宋明儒者六百年之发展与弘扬,益发展至极高之境界。内圣之学也可以称之为成德之教,成德的最高目标是成圣、成仁、成大人,其实际意义是将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这个成德之教仅学问面而言,亦可称之为道德哲学,其中心问题有二:一者讨论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此即心性问题;二者道德实践如何下手的问题,此即工夫问题。道德哲学只有兼顾这两方面始能完备。在心性问题上,心性不仅作为道德实践之本体,亦是宇宙生化之本体,一切存在之本体(依据)。这样,道德哲学中自然又引生出一道德的形而上学。道德的形上学由道德的进路来接近形上学,从而对一切存在作一本体的陈述与宇宙论的陈述。在西方,康德只建立了道德的神学,他并没有积极地意识到且充分证成道德的形上学,但康德的意志自由,物自身,以及用美学判断来沟通道德界与自然界之思想,就含有道德形上学的趋向。宋明儒者依据先秦儒者成德之教之弘规,其弘扬的心性之学正涵一道德的形上学的充分完成。这也是牟宗三先生对宋明儒学的基本定性和定位。所以说宋明儒学不仅仅是一笼统的道德学说,而且它还是一真正意义上的形上学,这就使得宋明儒学在人类文化中之位置得到真正肯定,也为我们了解宋明儒学打开了新的视野。程朱理学的后世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是压制君权的学说,朱子提出理高于势,要求皇帝正心诚意,正是建构了一个高于皇权的理的概念,并以此建立了一整套思想体系,使强权丧失了合理合法性。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一次伟大突破。宋明理学是对早期儒学的继承和发扬,而非退步和否定。褒扬理学的观念认为,理学家在人格修养上继承了孔孟等先人,并且将之发扬。另外,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集权统治的最大的帮手,是阻止社会进步的力量。如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等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受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