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编纂与历史研究.docx

档案文献编纂与历史研究众所周知，档案是第一手史料，档案史料作为人类社会的宝贵信息资源，对各个领域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具有其他信息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信息的原始性，客观性和权威性等。但是一件档案只能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或表面的现象，有的档案史料本身失实，因此据此得出的往往不是真实的结论。另外，档案史料信息往往还存在着分散性和不系统性等问题,给利用者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史料本身价值降低。为此，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需要和历史的需要，充分地占有史料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将有价值的档案史料信息提炼出来转化为系统翔实的编纂成果，为历史研究提供高质量的素材和“半成品”，同时为更多的人利用档案史料提供便利，并延长档案原件的寿命。一、档案编纂与编史修志的关系档案是历史的记录，史志是历史的系统记载，没有档案，史志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档案编纂与编史修志结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史学界公认《尚书》就是我国“上古的史书”，即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中所载的是商、周两代的政务文件，尤以帝王之言为主，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档案文件汇编性质的史书。《春秋》实际是当时鲁国和其他各诸侯国的国家机关大事记。以后历代的史学巨著，也都利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才编写而成。如被誉为中国史学双璧的《史记》、《资治通鉴》，正是由于司马迁、司马光充分利用了档案史料才编修而成的。中国历史上的《起居注》、《实录》等，更因其所载史料的原始性质，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档案性质的史册。唐朝史学大师刘知几认为档案编纂工作与编史修志是“相须相成”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分开。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反映客观事实的史料基础上。可以说，档案编纂是编史修志可靠史料的主要源泉。编史修志所依据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衡量史志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古往今来的许多例证都充分说明了档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西汉司马迁写的五十二万字的历史巨著《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司马迁是把编纂档案与研究历史紧密结合起来的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利用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二、档案编纂有助于史实研究历史研究与档案编纂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历史研究都是有关“俱往矣”的问题，离开档案，就难以进行历史研究，更难以取得卓有成效的历史研成果。上海的租界档案在国内现存租界档案中是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系统最完整的。如今，这些宝贵的档案史料已经为租界史、租界志的编写和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上海市档案馆的编纂成果反映，上海租界历史中著名的道契档案即永租契档案，是上海地方政府签发给外国侨民的土地契证，道契档案对房地产经济史的研究，对近代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转化过程的研究，乃至对近代上海史的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上海租界档案对于研究上海城市的形成、发展，尤其是租界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目前，除了档案馆等档案专门机构正在积极进行档案的整理编纂及历史研究工作外，社会上相关的一些文化机构如图书馆等也在积极地开展这项工作。上海市图书馆成立“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对馆藏“盛宣怀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开发，并不断有各方面新史料的重要发现。另外，“盛档”整理中还意外地发现一封孙中山写给盛宣怀的亲笔信。从信中可看出孙中山言辞恳切地谋求“盛氏”资助建党，且此前孙中山已经托人转交过一封信，但未获回音。虽从“盛档”中盛宣怀措辞委婉的回信底稿里可以看出，孙中山这一次还是失望了，但此信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孙中山与大官僚买办资本家盛宣怀之间的书信往来。更重要的是，信中透露了孙中山在国民党正式建党后不久即向盛求援的信息，是研究国民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珍贵史料。三、档案编纂可以使档案史料本身的价值得到考证由于档案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特点决定了档案史料是历史事实的可靠证据。周恩来同志曾指出：“档案工作要印证历史。”由于历史条件、历史偏见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一些出版的史学著作及人们观念中的历史概念往往并非历史真相，需要可靠的档案史料来印证。长期以来人们对戊戌变法的认识一直以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为依据。百日维新的根本，正是废除封建君主专制，推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而《戊戌奏稿》是在戊戌政变爆发，康有为出逃日本事隔十几年后，由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经过搜辑、抄存和整理，于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把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的一些奏议，在日本排印出版的。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皇帝朱批奏折档案逐渐开放，人们才发现康有为《戊戌奏稿》中的内容与朱批奏折原件内容出入很大。经考证发现，《戊戌奏稿》中把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前后奏折中一些关键内容做了改动，掩盖了当时的真实思想。这一方面与康有为流亡日本目睹明治维新在日本的巨大成功，思想观念上有了很大转变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对原件进行过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