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哲学论文.docx

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哲学论文1.1关注语言起作用的条件语言哲学对语言起作用的条件也很关注。除了经典的格赖斯的合作准则，其他的如马克主义语言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等对此都有论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关注语言起作用的社会阶级背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描述交际中的语言合理性，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背后的人的认知机制。可以说，语言哲学是从社会条件、交际条件和认知条件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促使语言起作用的各种因素。翻译研究对促成翻译语言形成的各种条件也很关注。例如，翻译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就突出了社会条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翻译对社会条件的反向作用。再如，译者个人条件的研究也日趋系统化，形成了以翻译能力为突出特点的多样性研究。例如，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学科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Neubert2000:3-18)，还包含两种语言的交际能力、超语言能力、工具—职业能力、心理—生理能力和策略能力(Orozco2000:199-214)。此外，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理解文本时其自身条件和状况也很重要，例如翻译过程中控制干扰的能力如何，重新表述的能力和执行翻译任务的能力如何。这些因素对形成翻译的语言也很关键。1.2关注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哲学研究包含了很多关于个体心智意义与环境意义之间的互动形式。意义意味着有意识的经验，但是只有通过介质来理解的经验才能算作意义。在现实世界中，最基本的介质是实体，例如茶杯或者椅子，与一定类型的经验有关。在这种最简单的情况下，意义成为生命形式中物体角色的副产品。随着符号的兴起，意义需要获得与其介质相关的独立地位。在人类的语言中，这种地位得到最复杂的表现。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的生命形式开始独立于意义的集体认知，而这反过来又引起了物体意义的激增。例如，Searle对社会现实的定义是内置于个体心智中的“我们意识”，而Croft认为意义是在言者大脑中发生的事情。与此相比，Hart是把个体放在意义产生的身体和来自外部世界的意义之间的接口上。这些是社会认知语言学通过意义增值来实现语言功能的方式。翻译研究一直以来也关注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意对意”翻译还只是研究的雏形，稍后，雅各布森的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进一步突显意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后来，哈蒂姆和梅森的语境和语篇研究也关注到翻译中的意符层次。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更是将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注在翻译过程中的显现描述得非常深入。这些认知形式对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研究者论证(参见王寅2008:211-218;谭业升2009:36-58)。1.3关注实现语言功能时的语境约束语言哲学对语境研究非常关注。维特根茨坦关于意义的研究都没有离开语境的分析，连他提出的“激进翻译”也是一种在语境约束情况下的意义建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将语境约束突显为社会语境，在语言的阶级性上建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也非常关注语言所起作用的语境，即必须从语境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为语境类型，从言语行为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为语言行为类型。换言之，语言与语境约束之间的关系又被视为一种语境化、实例化的语用行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语用行为，是语言内之意和语言外之意的混合。话语环境在交际中起着决定作用，它促使言说者的话语转化成一个或另一个语用行为。言语的内容只是交流意义中的几个因素之一。翻译研究对语境的约束更为敏感。翻译依赖于两个相互分离的因素:语境效果和加工努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境的互动体现为双重特征。译者既能够在语境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也受到语境约束的影响。就语言内部的语境因素来看，韩礼德把语境分析分成三个方面:语场、语旨、语式。豪斯在韩礼德的语境分析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译文评估模式，扩大并细化了语境约束的特点，贝克也在韩礼德模式基础上将其应用于语用概念，对翻译中的语境推理与约束也做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都显示了从选词的微观层次到篇章的建构层次乃至译文之后的社会文化意义都与语境约束相关。2．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差异虽然同样关注使用中的语言，由于学科理论建构基础不同和研究侧重点影响，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差异也很明显。首先，语言哲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翻译研究不具备，即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真值条件非常关注。就客观语义学来看，其中认知主义的客观语义学就包括真值对应论和真值条件论。真值对应论始于Frege，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语义是客观世界的内在表征，来自与所指的客观范畴密切对应的关系，因而注重描述语句与环境是如何匹配的”(王寅2006:268)。真值条件论是由Tarski、Davidson等提出的，“他们更强调‘真值条件’，句子的真值条件就是决定句子真假所依赖的客观事实。句子的客观意义是由使得该句子成真或成假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若能确定所说话语赖以成真或成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