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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论文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论文一、诗学与翻译诗学诗学的概念最早来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一书，是指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2]。在以后的发展中，诗学成为文学领域含义丰富的术语，既涵盖宏观层面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流派，也包括微观层面的文学创造艺术手法，尤其强调审美性和艺术性。由于文学作品有别于科技文献，具有歧义性、伸缩性、模糊性等特点，因此也就带来了文学翻译诗学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译者在遵循翻译伦理的前提下需要充分发挥主动能动性，实现文学翻译的语言转换和意义再生，达到审美的、诗性的境界和目的。最早将“诗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批研究者，其代表人物为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他们的翻译研究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客观诗学，发展了形式主义的诗学观[3]。1973年，法国第八大学教授、著名文论家、翻译家亨利·梅肖尼克（HenriMeschonnic）在《诗学———创作认识论和翻译诗学》一书中最早提出“翻译诗学”这一术语。他认为诗学是一个比语言学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论系统，是“关于作品价值和意蕴的理论”，翻译理论应该包含在诗学之中。文学翻译具有特殊性，文学文本承载着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对文学文本意义的理解必须纳入诗学轨道，而不能简单地用语言学去诠释。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是建立在将作品理解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基础上的，所以它不是一种“实用语言学”，而是一种“实验性诗学”；翻译是一项“超越语言之上”的活动，是一项“阅读创作”活动，是历史主题的“重新表述”，是“中心偏移”（disinterment）;翻译诗学具有历史性，力求在原语与译语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中得到一个历史客观性的解释；最后，梅肖尼克重点批驳了“形式与内涵”的二元论，提出由于翻译是关乎作品整体价值的科学，因而能够缩小翻译中所涉及的种种矛盾[4]。1999年，梅肖尼克的另一部专著《翻译诗学》继续强调了翻译的历史性，提出了“话语”和“节奏”两个重要概念。“话语”是言语的单位，也是文学的单位，话语理论强调了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和言语风格，使翻译具有了诗学维度；“节奏”是主体对话语的组织，同时包含了对意义和形式的组织，因此，节奏也包含着一种主体性。在每个话语中，节奏都不尽相同，因话语而异，因时间而异，它同时也组织着内容与形式，体现了文本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因此节奏应该被视作是文本价值的一种体现，从而有助于翻译理论和实践跳出形式和意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梅尼肖克还提出用意指方式（signifiant）和生成意义（signfiance）的概念来取代原来索绪尔提出的“符号”（signe）和“涵义”（signfication）。意指方式指产生意义的动态过程，生成意义是包括了一切意义的动态的、历史的概念，意指方式和生成意义的融合称为“节奏”。抓住“话语”的“节奏”使翻译成为一种重新写作[1]。2007年，梅肖尼克出版《翻译的伦理与政治》，2011年，该书的英文版由JohnBenjamins出版公司正式出版，《翻译的伦理与政治》可以视为《翻译诗学》的续篇。在此书中，梅肖尼克关注文化问题对翻译研究的冲击和影响，认为无法倾听到语言节奏的译者一定是因为文化传播的原因而引起失聪，他反对用诠释学来解释语言符号的二元观，主张诗学翻译。对于伦理和诗学的关系，梅肖尼克这样阐述：“根据我的定义，伦理并不是一种社会责任，而是某一主体的追求，该主体努力通过其活动来构建自身。但是该主体的活动也正是另一主体用于构建自身的活动。”[2]翻译文化学派旗手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认为诗学是制约翻译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文学观念的别称，一方面是指文学技巧、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景与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3]。勒菲弗尔提出了影响文学翻译的三要素即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勒菲弗尔的翻译诗学突出了翻译对源语作品文化层面的改写、操纵以及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总之，诗学的形式、意义、产生和消亡是翻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文学翻译诗学中译者的地位、策略、主要操控因素等具有重要的文学、社会、文化传播和文化建构意义。二、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现代语言哲学颠覆了语言的“工具”论，认为语言是我们在世的居所，并且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作为语言聚合现象的翻译研究首先要建立在语言学之上，但翻译不仅仅是一项语言行为，它更涉及到语言本身就已经包含的文化问题，翻译的文化视域在本质上赋予翻译行为一种合法性，因为将翻译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翻译文本参照物不应该是源文本，而是翻译文本所处的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环境以及目的语与源语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学翻译是一个以译语来消化、吸收“异”的过程，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