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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玄学体现儒家思想中的玄学体现导语: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思想传入中国,出现了玄学派,儒家思想也受其影响。一起来了解一下儒家思想中的玄学体现吧!东汉末年,如果仅就儒学学术的内部情况而言,可以说是郑玄学术的天下。但是到了魏晋,政治统治者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已不再使用经术取士,而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做官的必须是门阀士族。因此,这时在学术上继续罗嗦西汉儒生始终没有讲请楚的今古文,在政治上已实在没有多少意义。当然,门阀制度最讲究的是礼,而郑玄对礼素有研究,他所注的“三礼”最受重视,因此郑玄学术在魏晋时期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郑玄学术杂糅今古文,且往往以谶纬之怪异附会经说,太喜综合,以不同为同,实在说来也确实给纯正的儒家学术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漏洞和附会。于是便有王肃起而反对,以斯重振儒家雄风。王肃也算是世家出身。其文王朗是东汉著名经学家杨赐的弟子,博通经史,著有《易》、《春秋》《孝经》、《周官》等传,均传于世。东汉末黄中起事时,各地豪强争保自身,一时间枭雄四起,群雄割据。据《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说,王朗最初依附徐州刺史陶谦,为谦治中,且以《春秋》“勤王”之义规劝陶谦。复拜会稽太守。旋战败被俘,深受东吴之主孙策的敬重。后又被曹操征之,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迁少府、奉常、大理。治狱务在宽恕,罪疑从轻,并多次上疏劝曹操育民省刑,主张丁壮者得尽地力,穷老者得仰食仓廪。其思想品德显然对王肃有积极的影响。除了乃父的影响外,王肃曾习今文经,据说是伏生的十七传弟子。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提出与众不同的解说。魏文帝黄初年间,出任散骑黄门侍郎;明帝太和中,拜散骑常侍,参与内廷机要,并兼领秘书监、崇文观祭酒,实为曹魏政权负责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人物。在文化学术活动方面,据《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说: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其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余种一百九十卷,然均佚。但从《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十五种二十一卷来看,可谓遍注群经,著述甚多,其数量堪与郑玄相比。或许是出于意识形态主管的角色需要,王肃在遍注群经时的一个主要宗旨,便是与郑玄立异。他在《孔子家语序》中说:郑玄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民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真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概然而叹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不得开而辟之哉?若无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胡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显而易见,王肃之所以与郑玄立异,主要是因为他站在圣人之徒的立场上,发现郑玄学术问题委实太多,故出而攻之,以期维护圣人学术的纯洁性,铲除通往圣人之门、孔氏之路的枳棘。在王肃看来,郑玄学术的根本问题,在于错乱家法与师法,在于杂采今古文而曲解圣意。因此王肃攻击郑玄学术的基本手法,便是追溯元典,以期借重早期儒家的经典解释,推倒郑玄的那些证明和义理性的发挥。然而问题在于,王肃如果真的能够寻求、借重那些儒家元典,那么,即使他不能完全攻破郑玄学术,也必然在儒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然而,王肃和郑玄一样,实在太热衷于立异,甚至不惜以伪造经典的方式攻击郑玄,结果,郑学不仅没有被真正攻倒,反而在儒学史上留下笑柄和一些新的混乱。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王肃在学术上了无新意,不值得重视。事实上,除了王肃伪造经典的做法不值一提外,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在于确实揭露了郑学的许多内在矛盾和问题。清人马国翰在所辑《毛诗王氏注》的序文中说:其说申述《毛》旨,往往与郑不同。案郑笺《毛诗》而时参三家旧说,故《传》、《笺》互异者多。《正义》于毛、郑皆分释之,凡毛之所略而不可以郑通之者,即取壬注以为传义,间有申非其旨而什得六七。欧阳修《本义》引其释《邶风·击鼓》玉章,谓郑不如王,亦持平之论也。马氏在所辑《论语王氏义说》的序文中还说:肃好攻驳康成,往往强词求胜,前儒多非之。然其说如管仲不死纠难,以为君臣之义,未正成实有特识。乃知古人拔帜自树一垒以与往哲决敌者,夫岂漫无挟持哉!”显而易见,王肃伪造经典的手法固然不足为训,但其学术上的价值似也不宜一概否定。王肃与郑玄在学术上立异的细节,我们在此不必深究。就其根本宗旨而言,是期望假借圣人的旗帜攻倒郑玄,此即皮锡瑞在其《圣证论补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肃以为必假圣训乃足以夺其席,进而恢复儒家学术的本来面目。因此在对经传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