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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前史研究论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前史研究论文一、《诗学》中的比较思维有关《诗学》的比较思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还不多。大家感兴趣的还是《诗学》的主体内容：摹仿说、悲剧论和艺术的功用。我们认为，《诗学》的言说方式贯穿着比较的思维，这是一种侧重于概念分析的理性思维方法。张尚仁在讨论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后认为：“古代希腊哲学的认识史，在欧洲认识史中属于对主体、课题和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开始形成概念的认识阶段。亚里士多德哲学是这一认识阶段中所达到的认识成果的集大成者。”［4］94文学研究隶属于哲学认识，从方法论上看，《诗学》在进行文学比较时，主体已经不做情感的投入，所分析的概念纯粹是从对客体的比较中抽象出来。马强据此认为，《诗学》是纯理论的思维，“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运用逻辑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这一切推动了西方科学的长足进展。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人物。”［5］34这一看法显然不符合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历程，《诗学》的比较思维走在经验归纳与逻辑演绎的路途中。朱光潜先生对这一思维概括说：“在《诗学》和《修辞学》里，他用的都是很谨严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它相关的对象区分出来，找出它们的同异，然后再就这对象本身由类到种地逐步分类，逐步找出规律、下定义。”［6］66这一概括更为准确的说明了比较方法在《诗学》中的运用。《诗学》以比较的方法确定摹仿艺术的种差。亚里士多德给事物下定义贯彻“属+种差”的定义方式，诸多艺术门类在“属”上都是创制艺术，而在种差上存在着区别。种差上的区别就是艺术分类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从种差上为艺术分类：“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7］3通过三方面种差的比较，亚里士多德将艺术各门类进行了划分，比如他说：“有一些人（或凭艺术，或凭经验），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摹仿许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则用声音来摹仿。”［7］4这是从摹仿的方式确定画家、雕刻家与游吟诗人、颂诗人、演员和歌唱家的区别。前者用颜色和姿态摹仿事物，后者用声音摹仿事物。在论述悲剧、喜剧的区别时，亚里士多德运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悲剧与喜剧的区别在于所摹仿的对象：“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7］8－9可见，亚里士多德是通过比较方法来确定知识之间的关系的。创制知识这一“属”内的诸多种差依据摹仿的媒介、摹仿的对象与摹仿的方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表现为绘画、颂诗、史诗、喜剧、悲剧等艺术门类，在相互的比较中，各艺术门类的特点也随之得以展现。《诗学》在论说悲剧定义与创制方法时也贯穿着比较思维。《诗学》的主体部分是论述悲剧的定义与创制方法，这是古希腊戏剧盛行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史诗和悲剧是古希腊成就最为突出的艺术门类。就戏剧而言，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已经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家，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也在亚里士多德出生的前一年逝世，因此，在戏剧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能够阅读到古希腊最为优秀的所有戏剧家的著作。《诗学》作为指导学生艺术创制的秘传学问，亚里士多德当然也要对悲剧的创制方法作详尽的说明。亚里士多德首先给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7］19这一定义是通过比较摹仿方式、摹仿媒介和摹仿效果三方面内容而确定，这一比较性的定义囊括了悲剧的六大要素，同时也确定了悲剧创制的技术性要求。亚里士多德论述悲剧情节安排就以是否能够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为标准，他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7］31为了达到悲剧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情节安排的“突转”、“结构布局”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比如在情节“突转”上，他要求不能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也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只能写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由于犯了错误由顺境转入逆境。在布局上，亚里士多德要求单一的布局，他通过比较单一布局与双重布局说：“第二等是双重的结构，有人认为是第一等，例如《奥德赛》，其中较好的人和较坏的人得到相反的结局。由于观众的软心肠，这种结局才被列为第一等，而诗人也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才按照他们的愿望而写作。但这种快感不是悲剧所应给的，而是喜剧所应给的。”［7］41－42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