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薪酬激励与在职消费自愿性披露水平.doc

管理层权力、薪酬激励与在职消费自愿性披露水平近年来,有关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在职消费问题对公众而言早已不再陌生。2009年中石化斥1200万巨资买灯,“吊灯门”事件把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一掷千金的腐败行径曝光于镁光灯下,2013年1月格力集团公款宴请一餐逾4千元人民币,“宴酒门”事件中格力集团原总裁周少强挥金如土的铺张做法又一次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和哗然。为什么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屡禁不止?甚至越演越烈?这背后的原因既有来自于国企高管“体制内损失体制外弥补”的惯性使然,也有来自于高管控制权放大所诱发的权力寻租倾向。美国学者阿密泰曾说：“要消除腐败,所要做的不仅是把烂苹果一一找出来,更重要的是,要仔细检查盛放水果的篮子。”此话一语道破问题的症结所做,如果只是揪住表面现象不放,却不从环境、体制上去找原因,那无疑是治标不治本。中国民航系统首个因贪污受贿获死刑的高管李培英在临刑前曾说：“钱和权总能相互交易,所以不知不觉中与权力打交道久了,自然便有了钱。”由此观之,权力的失控必然引起腐败。古往今来,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权力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造福于人；但另一方面,权力也容易使人变得利欲熏心,腐蚀一个人。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尚浅,在公司治理方面,还缺乏对管理者权力的必要限制和约束机制,而在行政管理色彩浓郁的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僵化,使得在国企内,经理人权力更加缺乏有效而合理的监督和管理。进一步而言,这样的状况很可能使经理人权力游离于投资者、所有人的监督之外,引起职权滥用或权力寻租。卢锐(2008)在《管理层权力、薪酬激励与绩效——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中,也曾详细探讨过由管理层权力放大而引发的在职消费问题。随着国有企业简政放权改革的推进,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业的控制权也逐渐由政府、所有者向职业经理人转移,但在放权过程中,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并没有同步健全,从而便产生了“内部人控制”以及在职消费等问题。而在职消费,作为一种较隐蔽的职务消费,想要对其进行全面衡量,恐怕难以实现。目前,已有的在职消费的相关研究,通常是用可能发生在职消费的费用项目来估算获得1。但严谨地讲,公司年报中公布的数据仅仅反映了在职消费的披露状况,却无法代表在职消费的实际发生额。因此,本文以在职消费自愿性披露水平作为因变量,尝试检验管理层权力与在职消费披露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在国企内,由权力放大所引起的经理人行为因素方面的变化。另外,根据对权力定义的不同,实际上可以对管理层权力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根据Finkelstein(1992)最早对管理层权力的定义,按权力来源的不同,他将其划分为了所有制权力、知识权力、组织权力和声誉权力。这种做法被广泛使用,但由于其过于宽泛,实际上难以适用于我国国情。另一种常见的做法,便是将三五个不同来源的权力变量混为一谈,妄图对权力做笼统概括,而这样的做法也并未反映出不同来源的权力的特殊之处。实际上,在目前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分析了不同治理环境对经理人权力的不同影响。譬如说,经理人获取权力的途径不同,有人是因专业知识而获得权力,有人则是因其的政治背景。不同来源的权力将对经理人行为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影响在职消费自愿性披露的状况。更进一步,面对由管理层权力所引发的在职消费自愿性披露水平降低,如何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呢?根据现代薪酬理论,薪酬激励作为一种有效治理机制,通过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将激发管理者更大的工作积极性,并获得满足感,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高管进行隐性职务消费。因此,本文还尝试从治理机制的替代效应出发,希望寻找到薪酬激励能对公司治理以及信息披露发挥积极作用的经验证据,为公司治理机制和高管薪酬契约的改进方向提供借鉴。研究主要拟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实证检验：(1)管理层权力的运用会否影响到公司信息对外披露的质量和水平?(2)如果管理层权力与信息透明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那么在既定权力约束下,薪酬激励是否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减少高管的自利行为,提高在职消费的自愿性披露水平?通过引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国企经理人权力与在职消费的自愿性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并且在国企内,政治权力越大,经理人在职消费的自愿性披露水平越差,而知识权力对经理人在职消费的自愿性披露水平没有明显影响。另外,在引入薪酬激励因素后本文发现,在既定经理人权力约束下,经理人的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的自愿性披露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当把经理人权力细分为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分开检验时,会发现,在国企内,当经理人的政治权力越大,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的自愿性披露水平间呈正相关关系,而在知识权力偏大的国企内,则薪酬激励与在职消费的自愿性披露水平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研究发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