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墙高清图片的展示.docx

农村文化墙高清图片的展示农村文化墙的设计图农村文化治理的行动者：国家、村干部与农民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有机单元，其推进无法脱离乡村政治的实践。在贺雪峰等学者看来，对乡村治理状况展开讨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安排的制度文本，而需要落实到这些制度文本在实践中的对应表现(贺雪峰、董磊明，2005)。国家、乡村精英和农民是乡村文化治理中三个重要的行动者。(一)国家的农村文化政策与大众媒体传播在中国农村文化史上，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农村在家族和乡绅的治理下，农村文化以血缘和地域单位为组织载体，显现出乡村自组织状况，自上而下的政权干预非常有限，农村文化基本上能够按照其内在机制运行。1949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农村文化被纳入国家的规划、改造和重塑之中，农村文化被当作可以且必须占领的“阵地”，以服务国家的政治目标(吴淼，2007)。在此一时期，农村文化传播被嵌置于基层政权组织传播的层层结构之中。改革开放后，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政策指针下，农村文化建设又被置于经济建设的从属地位，农村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被系统性地遮蔽。在此一时期内，农村文化建设开始被简化为文化产品和娱乐活动，政府推动文化建设的努力几乎都集中在为农村提供诸如广播、电影、电视、图书和文艺节目等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上(吴淼，2007)，典型者诸如“村村通”工程。在J市农村，随着有线广播的退出，电视、互联网已经成为农民文化消费的主要渠道。这其中又必须重视电视对农村文化生态的深层影响。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电视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电视收看的家庭性质使得农民日益远离公共文化生活——尤其是当这种公共文化不能愉悦群众时。所以，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农村文化传媒中的作用是双重性的，从反面的效果来看，它使得农民的文化消费愈来愈趋向于私人化。在国家政策话语中，农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必须有阵地、有队伍、有机制”。具体到地方的实践，主管农村宣传工作的宣传部门作为传媒的监管部门，几乎是紧跟中央宣传部门的要求上情下达，较少自己制定或提出新的传播政策、方案。报纸、电视台等部门改制以后，虽受宣传部门监管，但也是独立运作的，宣传部门只是要求要重视对“三农”的文化传播，加大对“三农”的服务，至于具体的议题设置、报道安排则由媒体自己掌握。行政主导或政治控制的文化传播活动，在某些特殊时期能够迅速高效地动员整个乡村社会，但常常无法实现常态化发展。这种自上而下的“送文化”只是缓解了农村社会精神生活状态的暂时空虚而已，并且借着“拯救者”的姿态使农村的内生文化被压抑和遮蔽。结果，国家所大力推动、主导的农村文化建设，往往都无法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一旦国家力量从乡村社会撤退，它所倡导的文化样式便难以持续，各种公共文化组织、文化设施也都无以为继。同时，以往被国家话语界定为所谓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的农村文化活动陆续复生。而这种混沌的状态也给农村文化带来了失范的危险。调查发现，由老年人赡养问题引发的伦理纠纷在J市农村已成为村委会日常协调处理的主要“琐事”之一。在一些村庄，随着沿江开发而带来流动人口的增加，一些不健康的表演更是堂而皇之地在公开场合上演，呈现出一种感官化、低俗化的趋向。更为普遍的是，乡村的传播处在快速扩散的阶段。这也许是近年来国家再次大规模主动介入农村文化建设的原因之一。但是，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一项政策，其执行并未脱离压力型体制的“路径依赖”。(二)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文化传播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荣敬本、崔之元，1998)，但这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取决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取决于实践本身(刘岳、宋棠，2006)。在J市农村，当地政府推动的“建设村级综合文化室”(包括“农家书屋”、体育活动室、计划生育服务站等)、“送图书、送电影、送文艺”等“送文化”下乡活动，具体到农村要么次数很少，要么群众反响冷淡，要么沦为一种形式。村干部之所以在年度工作计划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条目，大多是因为上级政府要求的政绩考核，而并非基于对当地农民的调查。政绩考核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是上级政府考核、评价和衡量下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考核结果直接关系到被考核对象的切身利益。从这一点来看，基层干部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热心”不过是浮于表面，内心里却并不看好这种“一哄而上”的某种历史的重演行动。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农村文化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和财政增收职能来说，难以获得“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