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比较.docx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比较一、相同的功效:舒放性灵茶文化在中、日两国之所以能不断地发展、丰满起来,其共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茶对人的实际功效,这就是养生的作用。然而,品茶作为一种文化的发展,一个共同的重要精神因素就是通过茶艺或茶道能舒放性灵。中、日两国国民在古代、近代直至现代都背负着各自内在的沉重压力。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塑造了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国民背负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人生价值观,积极进取、刚健奋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发展为己任。而在“紧张的奋斗之京必然要休闲、娱情和审美,这时老庄的道家审美观念就起重要作用:冷静、理智、不狂热、不走极端,把一切苦乐、生死、贫富、毁誉等统统放下,进入“绝对自由”“、独立自足”“,吾丧我”的状态,自自然然地和大自然乃至整个宇宙合为一体“,澹然无极而众美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佛教的传入强化了中国文人的这么一种审美心理。因为禅宗的瞬刻永恒和老庄的审美境界是相通的,都是要现实的人放下现实人生,进入和美的境界,求得精神的愉悦和欢乐。因为品茶能放松身心,进入庄禅审美境界,能对人世的艰辛、对生活的苦难、社会的纷争暂时放下,进入一种美的,和谐的境界,因而茶成为中国国民舒放性灵的媒介,特别是中国文人积极进取时娱情的媒介,而面对生活的追求无可奈何时生命的安慰。日本国民所背负的内在压力远大于中国国民。在古代和近代,日本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从天皇到将军,大名、武士、庶民,构成明显的卡斯特社会。在家庭生活中,以性别、辈份和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严密等级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行为的细节,以及各个人所处的地位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日本人先是在家庭内部养成了遵守等级制度的习惯,然后把他学到的这种习惯用于政治、经济等广阔领域。几个世纪以来,日本国民把遵守等级制度看成是一种艺术,小习翼翼地“各守本分”。因而,日本国民给人的感觉是彬彬有礼,但却胆怯,有时甚至是战战惊惊。因为要崇尚和遵守等级,进而必须规范礼仪。日本国民以彬彬有礼而著称,他们从小在家里就严格训练遵守礼仪,从婴儿开始就被按着头学鞠躬。他们本身肯定习惯于这种等级制度和种种礼仪,但实际上却是很累人的生活,这需要很强的内在控制力,时时小心,事事小心。遵守等级制度,恪守种种礼仪,这是他们的内在压力,然而,他们还有更多的来自道德戒律的内在压力。这就是“忠”、“孝”、“偿恩”、“义理”等道德戒律。“忠”就是要忠于天皇,这在日本具有强大的控制力。日本人向来赞成至死不谕的忠诚。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充分显示了“忠”对日本国民的强大控制力:本来至死不屈的日本军人,在天皇的一声令下,放下了武器。“忠”还表现在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的一切事务中,人们会自觉地尽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孝”在日本的家庭内,就是严格地下服上、下敬上,服从家庭意志,服从家族全体成员休戚相关的最高价值要求,不管要求他们做的事有多么艰难。“偿恩”心理也是日本国民一种内在的强大控制力。所谓偿恩,也就是负有报答某人的义务,一种报答是在量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如皇恩、父母之恩、老师和师傅之恩;另一种报答是在量上与所受之恩相等,并也有特定期限,这就是人情债。日本人是不喜欢随随便便受人之恩而负上人的情债的,积极献身于报恩在日本人看来是一种美德,对恩的敏感与不快也是一种美德。所以“偿恩”的心理时时在压迫着日本人。“义理”观是独特的日本民族心理和道德戒律,是日本国民种种奇特外在行为(如自杀)的强大内在控制力。义理就是一系列色彩不同的责任,主要有两种:“报答性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前者是一个人对其同伴报恩的责任,后者是一个人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正是出于这两种责任,产生了种种独具日本民族特性的外在行为,如崇尚自杀、好斗、洁癖、极强的自我控制力———忍等。日本人把名誉看作永恒的目标,为家业、为家庭、为自己生命的荣誉而作出牺牲,被称为有德之人。他们一生的心中都有一种强大的驱使力,这就是“迫于义理”、“仅为义理”、“热心地为义理尽力”。忠也罢、孝也罢,偿恩也罢、义理也罢,都是日本国民强大的内在心理压力。然而,不管哪个民族的国民都不可能整天背负着沉重的内在压力,必定要舒放性灵、要娱情、休闲和审美,要有放松身心的时候,何况对于背负着特别沉重内在压力的日本国民。也许正因为心理压力的沉重,日本民族又是一个很善于享受生活、舒放性灵的民族,如对沐浴的享受、对睡眠、对吃的爱好,对性享受的独特观念,他们还善于从无害的事物中享受生活,放松身心,如赏花、插花、赏初雪、赏月等。而茶道也正是这样一种无害的且又能舒放性灵的活动。在茶道活动中,一切等级可以放下,人们平等相待,一切“忠”、“义”、“偿恩”心理、“义理”等都可放下,进入和谐、美好、融洽的性灵舒放中。通过茶艺或茶道舒放性灵,正是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