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对比.docx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对比1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三者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多、相互抵触的少，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讲都可以做出宏篇大论来。日本茶道则主要反映中国禅宗思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四条都是通过饮茶贯彻儒家的礼、义、仁、德等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公开申明的“茶禅一位”，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2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中国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随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的清静之美是顺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规”、“七则”似乎过于拘重形式，打躬静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畅快自然的。中国茶文化最初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神仙世界很有渊源关系，作为艺术层面的中国茶文化强调自然美学精神便成了一种传统。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也就道而无道了，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所以一说茶道，往往首推日本。3中国茶文化包含社会各个层次的文化;日本茶文化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土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手段，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民间不同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亦很有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四规”：待客亲善，互相尊敬，环境幽静，陈设高雅。“七则”：点茶的浓度，茶水的质地，水温的高低，火候的大小，煮茶的炭料，炉子的方位，插花的艺术。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关系茶具的设计制作等方面，无不精益求精。并且由于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焚香博古等活动均与饮茶联系在一起，使茶寮笼罩在超凡脱俗的气氛之中，这和前代是不同的。试看唐代卢令极负盛名的《走笔谢盂谏议寄新茶》诗，形容喝茶时只说一碗如何，两碗如何，一直数到七碗，简直有点为喝茶而喝茶的样子。宋代讲斗茶，讲分茶，也未能从茶和喝的圈子里跳出来。只有在明代的茶寮中，才使茶变成一种高雅的生活品位的象征，变成一种恬淡的生活情调的组成部分。明代茶人既然彼此引为同调，他们之间诗文唱酬、以茶会友的活动当然是有的，但他们并未形成有组织的茶人集团，这是为茶人的隐逸性和孤高性所决定的。明•张源《茶录》(1595年前后)说：“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日神，二客日胜，三四日趣，五六日泛，七八日施。”持此种主张的茶人追求的是潇洒自适。在“独饮日神”的指导思想下，茶寮中的活动纵使不是排他性的，但也不会是群体性的。茶馆文化。市井小民进不了文士的茶寮，他们下的是茶馆。宋代的汴梁和临安都有不少茶坊，它们往往还兼营酒饭、说唱等。单纯卖茶的茶馆到明代才发达起来，《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说：南京“大小酒楼有六七百痤，茶社有一千余处。”有些茶馆泡茶的质量也很高。明•张岱《陶庵梦忆》说：“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众多茶馆成为平民休闲的去处。特别是由于撮泡法简单易行，所以坐茶馆是一种低消费的普通消遣。清代广州有许多茶馆叫“二厘馆”，即每客的茶资仅银二厘而已。在茶馆中洋溢着的是散漫而轻松的气氛，这里一般并不进行群体性的活动。中国古代饮茶也并非完全没有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比如禅宗和尚的茶会就是有组织的活动。如前所述，饮茶在中国的兴盛曾受到禅僧的推动。禅宗讲究在坐掸中凝神屏虑，达到无欲无念，无喜无忧，梵我合一的境界。为防止未入禅定，先入梦寐，故饮茶提神。后来禅宗的义理有所变易，讲究顿悟，禅宗寺院的秩序受到影响。8世纪末9世纪初，禅法又有所改革。这时百丈怀海(724—814年)在律寺外别建“禅居’’作为道场，并创立“普请法”，上下均力，一齐劳作，组成了新型的僧团。他又制定规约，即《百丈清规》。此书之原本已不存，但元文宗在金陵建大龙翔集庆寺时，曾责令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的住持东阳德辉重行编纂。至1336年编成，名《敕修百丈清规》。这些弹僧仍重视坐禅，所以也重视饮茶。在《清规》中有不少处讲到集会时饮茶的仪式。如：嵌茶汤榜势预张僧堂前上下间，库司仍具请状，备袢袱炉烛，诣方丈插香拜请。免则触礼。禀云……。禀讫呈状。随令客头请两序勤旧大众光伴。挂点牌报众。僧堂内铺设主持位。斋退，呜鼓集众。知事揖住持入堂。归位揖坐烧香一炷，住持前揖香，从圣僧后转归中问讯立。行茶遍，瓶出。往住持前揖茶退身，圣僧右后出，炷香展三拜，起，引全班至住持前，两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