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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论文关键词:文学翻译;译者主体性;理解;翻译策略;创造性翻译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的、复杂的过程。由于受到社会环境、文学作品、译者的个人因素、翻译目的、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影响，译者在翻译中有发挥主体性的自由。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原文文本的读者，翻译策略的决策者，也是目标语言的写作者，因此，译者将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渗入主体性的东西。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是不可避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翻译的第一步就是对原文的理解，此时译者就是读者。译者对原文不同的理解是翻译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翻译的不是原文作者的意图，而是译者所理解的原文作者的意图。”“对原文理解的复杂性导致了译者不同的译文。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坏事，因为不同的读者会对原文有不同的解读，译者有权力在充分地考虑之后，将他们自己的解读翻译出来。翻译历史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通过译者自己解读的翻译往往是最成功的译作。”[1]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G.Steiner)将阐释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提出了阐释学分析的四个翻译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信赖就是译者相信原文有意义，而在理解和表达这种意义时，译者的主观因素不免“侵入”原文，“侵入”的目的便是“吸收”，但“吸收”过程中难免丧失译入语本色，因而“补偿”就很必要[2]。不难看出，斯坦纳的翻译步骤无一不强调译者的能动性。首先通过审美判断选择翻译文本，然后表现出译者兼具读者和阐释者两种文学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判断、情感、想像等文学能力，解读源语文本中的空白，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阐释多元化的产生;作为阐释者，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简而言之，文学作品的内在特点和译者个人能力的差异使得译者对相同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显示了译者主体性留下的印迹。二翻译策略的选择任何翻译行为都受到文化目的的影响。由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翻译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两种文化的交锋。因此，译者是两种文化的调解者，这并非意味着译者是文化中立的。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倾向会反映出他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劳伦斯·韦努蒂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对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究竟是采取归化译法还是异化译法，翻译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归化派认为运用归化法翻译的译文更容易令译入语读者接受，异化派认为运用异化法翻译的译文更接近原文，可以丰富目标语语言。尽管他们对归化还是异化很难达成一致看法，我们可以尝试从其它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翻译策略的选择由译者的翻译目的决定。下文将运用《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老舍先生所著的《骆驼祥子》有两个英译本:一个是英国译者EvanKing翻译的译本《RickshawBoy》，另一个是中国译者施晓菁(下文简称施)翻译的译本《CamelXiangzi》。下面将从这两个英译本中摘取例子，用以说明译者的目的如何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选择。1)“你真行!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也好!”“Well，haveityourownway.Isupposeit’sbettertobestraightforwardaboutthings.”(施[3])“Youarecertainlysomething!”Shesaid，“Whydon’tyouherdpigsinthelittleside-lanes?Youcouldgostraightupandcomestraightback;thatwouldbesimple，too.”(EvanKing[4])在第一种译文中，施舍弃了原文中的意象，仅仅翻译出了此歇后语的后半句。她的译文十分简洁，能让译入语读者一目了然地明白它的意思。EvanKing保留了原文意象，从而将中国特殊的表达方式介绍给译入语读者，让他们领略中国的文化。2)有急等用钱的，有愿意借出去的，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Somepeopleneededmoney，andotherswerewillingtolendittothem.Thepunishmentisskillfullygivenbyoneside，andgladlyacceptedbytheother.(施[5])Whenyouhadononehandapersonwhohadmoneyandwaswillingtolendit，andontheotherapersonwhoseneedformoneywouldn’twait，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