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朝时期江南大族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探析.docx

魏晋南朝时期江南大族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探析魏晋南朝时期江南大族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探析魏晋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迭起，大批移民南下，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南方政权从本身需要出发，加强对外联系。由于这时印度高僧络绎前来广州，为广州和印度的文化交流打开了局面。孙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广州刺史吕岱平定了士徽的反抗，巩固了在岭南地区统治后，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等人前往林邑(又名占婆，在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堂明(今老挝中部、泰国东北部)等地访问，并在扶南和天竺(今印度)的使者有所接触。他们经历和传闻的国家有一百数十个之多。回国后，朱应撰写《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写《外国传》，这使我国对东南亚有进一步的了解，彼此之间建立了良好关系。孙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扶南遣使来赠乐人及土特产，此后来往密切。据古籍记载，自孙吴至南朝，林邑来使达20多次，扶南来使达30多次。我国文化传入林邑、扶南、堂明。堂明的制酒、养蚕技术就是从我国传去的。林邑、扶南所产的吉贝(棉布)、金属品、玳瑁、沉木香、贝齿、象牙、翡翠等经常传入我国，我国则回赠以珍贵的丝织品。埃及制造玻璃的技术，也在这时通过印度传入广州。按照我国器物的形制、种类和装饰图样，采用本地原料，广州生产出单色或多色的玻璃碗，后因销路不畅而工艺失传。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大秦国曾派遣使者前来广州，转往京都洛阳，赠送火浣布等礼物。晋穆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我国商品已出现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巴达尼亚地方的市集上。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我国僧人法显在狮子国(今锡兰岛)看见当地用我国白绢麻供佛。我国南方镀制金银的工艺，也在这时传入埃及。南朝时候，据李廷寿《南史》记载：林邑、扶南以及在今泰国境内的金邻国(又名金陈，位于暹罗湾一带)、顿逊国(位于万伦湾一带)、狼牙修国(位于北大年一带)，在今马来半岛的盘皇国(位于彭亨)、丹丹国(位于吉兰丹)，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盘盘国，在今爪哇岛的诃罗单国(又名阇婆)、阇婆婆达国，在今苏门答腊岛的干陀利国，在今巴厘岛的婆利国，以及狮子国、天竺国、波斯国(今伊朗)、大秦国等，都先后备礼前来我国访问，我国也回赠以厚礼。他们很多从海道来到广州，然后转往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从而促进了广州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在广东英德县浛洸石墩岭和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曾先后出土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651年)的银币，可知当时广州已有波斯或阿拉伯商人前来贸易或居留。这时我国海船通过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口，并来到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亚丁。随着贸易的开展，波斯艺术也由海道传入我国南方后再传入内地。现在仍能看到的著名文物，是江苏南京、丹阳等地南朝陵墓前的希腊式石柱和有翼兽的立体雕象。它具有我国风格，是中外文化融合的产物。对于当时广州的盛况，萧子显《南齐书》的描述是：“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牣积王府。”作者认为这是我国政治影响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这期间，除使者和商人外，不少印度僧侣来到广州。晋惠帝时，天竺名僧耆域来到广州传播佛教，并为人治病，很有效验，至惠帝光熙六年(公元306年)前往京都洛阳，后因中原战乱，返回天竺。他是由海道前来我国的第一个佛教徒。从此印度等地名僧络绎前来广州，再转往我国各地传教。例如，晋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公元397～401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名僧昙摩耶舍在广州王园寺(今光孝寺)译经传教，译出《差摩经》一卷，至安帝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前往长安、江陵(在今湖北)等地，以后前往西域。宋文帝时，罽宾国名僧求那跋摩取道狮子国、阇婆国来到广州，至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前往京都建业(今南京)译经传教。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中天竺名僧求那跋陀罗来到广州，后为朝廷遣使迎至京都译经传教。齐高帝建元初年(公元479年)，中天竺名僧求那毗地来到广州，后往京都建康(今南京)。建元三年(公元481年)，中天竺名僧昙摩伽陀耶舍在广州朝定寺译出《无量义经》，此经传至京都，广泛缮抄流传。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一说在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菩提达摩(简称达摩)来到广州，在西来庵(今华林寺)传教，以后前往建康、洛阳、少林寺，他是我国禅宗的始祖。禅宗提出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精神，对我国思想界有很大影响。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说：“历史事实表明，有许多进步思想家受过禅宗打破权威的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批判封建传统权威的.积极的作用。”武帝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西天竺名僧波罗末陀(又名真谛)来到广州，至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到达京城建康，后又回到广州，前后翻译了佛教经论纪传64部，278卷，其中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著，他是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