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貌原则和跨文化交际.docx

礼貌原则和跨文化交际礼貌原则和跨文化交际关于跨文化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前人做出了大量研究。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则”。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其核心内容为：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以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相辅相成地运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对语言的使用有很广泛的描述力，是人们在会话中尽力遵守和维持的策略。礼貌既是一种普遍现象，为各社会群体所共有，又是一种个性化的交际原则，受制于不同语言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从而导致交际失败。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因为，词只有在它们使用的文化中才有意义。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和实现方略。汉文化重视谦逊准则，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准则。谦逊准则要求人们尽量减少对自己的表扬，尽量贬低自己。西方文化则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因而是礼貌的。因此，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提倡“谦虚”和“卑己尊人”，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汉文化中的“礼貌”植根于儒家“礼”的传统，强调“贬己尊人”和“中庸”，提倡谦虚；而西方文化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统的影响，强调个体和个人价值，提倡个人的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礼貌方式影响到英汉两种语言的跨文化交际。如果把一些汉文化认为极礼貌、极客气的词语带入英语会话，如：“请光临寒舍”等，只能使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话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样做虽然遵守了谦逊准则，但却会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此外，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内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总是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个人的面子。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的内核，他人和自我的关系相对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内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而定，只有当自我被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因此，汉文化人非常重视参与以及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注重集体荣誉感；在交际中，他们往往从集体主义文化观出发，强调群体的面子。中国文化自我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家族血缘为尺度，在交际中遵守近亲准则。例如，中国人在交际时喜欢问人私事，或毫无保留地披露自己的私事，因为按中国的礼貌传统，了解私事是交际一方为了缩短和对方的横向距离而做出的一种势力，表示把对方定位在一个离交际主体相对较近的位置。语境是语言运用的条件，自然也是“礼貌原则”贯彻执行的条件。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礼貌的话，在另一语境中可能显得不够礼貌；反之亦然。语境，尤其是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权势、社会距离等，对“礼貌原则”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没有权势的人与拥有权势的人说话，其礼貌程度要比拥有权势的人与没有权势的说话时的高。而社会距离同样影响语言礼貌的程度，社会距离越大，交际双方说话时的礼貌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失误的根源主要是交际双方没有取得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和价值取向。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认同是相互的，人类需要这种相互的文化认同，以便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文化认同原则可以被认为是指导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原则。在将来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交际当中，我们必须注意礼貌原则的文化习俗性，处理好礼貌原则中各项准则与交际距离之间的关系，努力达成不同文化间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保持一定的交际距离，以达到所期望的交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