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兴”的美学嬗变.docx

分析“兴”的美学嬗变分析“兴”的美学嬗变分析“兴”的美学嬗变钱钟书说：“兴之义最难定。”[46][P62]一方面，是由于人的主观性的存在，任何阐释活动中主体的理解与阐释，不可避免地既是在理解阐释他在的对象又是在理解阐释自在的我。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和诗歌创作实际出发。时代在发展，诗歌创作在变化，人们对与之联系的“兴”的理解也必然不断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在于兴和比、赋不一样，它保留了原始思维属性和原始文化形态的遗存，因而“兴”论远远超出写作手法的范围。“兴”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在展开诗的抒情内容或叙事内容之前“先言他物”，这个“他物”一般即是自然物，是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因此，为什么用“兴”，怎样用“兴”，与诗人的自然观密切相关，与原始人的自然观密切相关。“兴”的手法的发展变化，又与后来人们自然观的发展变化有关，含有丰富的艺术心理学思想内容。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往往与“比兴”并称，但与“比”相比，“兴”具有更深的美学内涵，其基本含义一是感发，一是寄寓。面对两千年来纷繁复杂的关于“兴”的阐释，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爬梳整理，揭示其美学嬗变。  2．1 先秦两汉——政教之“兴”“兴”作为原始生命活动的表现形态萌芽于原始社会，而作为审美范畴的“兴”的形成却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先秦时代。随着远古先民艺术生命的延伸，原始歌舞的形态从本能性的宣泄向着文学思维形态的艺术发展凝缩，歌、乐、舞合为一体的艺术形态逐渐朝着偏重语言形式的诗歌发展，从而使得“兴”的内涵更加凝聚着社会历史与人生百态的意味，这样，“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使人情百味物态化而为艺术的中介。在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中，“兴”的审美范畴理论便得到了奠定与确认。“兴”首先是作为《诗经》的具体修辞策略而提出来的，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47][P796]《毛诗序》沿袭了《周礼•春官》的说法，只不过将“六诗”改称“六义”，但两者都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的阐释。最早对“兴”作出具体解释的是汉代经学家。他们在解释“六诗”或“六义”时，大都以风、雅、颂为诗之体，以赋、比、兴为诗之用。这样，赋、比、兴就联系在一起，既作为诗学也作为一组修辞学概念出现了。汉代的郑众的解释是：“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48][P796]他认为：“比”是用譬喻来突出事物的特征；“兴”是通过接触事物而激发诗人的感情。尽管这种解释没有充分阐明比兴的形象思维特点，但由于它论及艺术思维与物象的联系，仍不失为探讨这个问题的良好开端。郑玄作《周礼》注释“赋、比、兴”，认为“赋之言铺，直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谕之。”[49][P796]他分别把赋、比、兴说成某一类文体的特征，并附会教化观念则显得过于牵强。这两种说法都分别论述了比兴的特点，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立论的。郑众的说法强调比兴本身的特征，强调这种方法与具体物象的联系，他更多的是注意到比兴的内部规律。而郑玄的说法，则着重于比兴的社会作用，强调这种艺术方法与政治、教化的联系，他更多地注意到比兴的外部联系。总之，这种意义上的“兴”同赋、比一样，只是当作表现政治伦理的一种修辞手段，已离开了“兴”的美学本义。到了唐孔颖达那里，“风雅颂”和“赋比兴”被完全分化开来。政教意义上的“美刺”、“讽谕”变为“风雅颂”的内容，同时也有政教意味的“赋比兴”成了说明内容的形式。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