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中的人生佛教思想之我见.docx

《坛经》中的人生佛教思想之我见《坛经》中的人生佛教思想之我见太虚大师曾称"中国佛学的特质在于禅"。做为一代宗教领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中国佛教沉渣泛起。疾重难返的衰危局面，太虚大师高挚"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大旗，力挽狂澜，为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样，历史回溯到一千多年以前的盛唐时期，禅门南宗顿教的创始人惠能大师，目睹佛教"相法"隆盛之相背后所隐藏的种种大患，独僻蹊径，开创了以"农禅并举"，"不立文字"……为特色的南宗禅派。大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使中国佛教在"会昌法难"之后，能够迅速恢复，并能以新的面貌出现于世奠定了基础。展读《坛经》，俯仰可见惠能大师对当时佛教现实的强烈批评色彩和欲对传统佛教革新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合了当时佛教发展过程中在多方面与国家、社会出现的矛盾。也和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当然如果把《坛经》，包括南宗禅的相关思想和太虚大师的思想，言论进行比较研究，丰富"人生佛教"的思想理论体系，会有很多有意义的课题，做为一代宗师的思想理念之形成与发展，必然会和他的生活背影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本文仅就六祖惠能的生平为主要线索，略窥"坛经"中人生佛教思想之门径。有关惠能的生平，在各种版本的《坛经》(自序品、行品)，和唐人的碑铭，如王维《六组能禅师碑铭》中，多有记载，本文不再赘述。惠能所处的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伴随着唐王朝国力逐渐强盛，中国封建社会步入鼎盛阶段，也达到了极盛时期。在惠能时代，僧人数量，寺院规模，寺院经济都迅速膨胀，并达到了空前绝后。高宗时天下寺院4000余所，僧60000余人。(《法苑珠林》卷100)到了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卷二○一)武周时，更是"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数"。(《新唐书》卷一二五)。如她曾命僧怀义作夹大像，据说该像的小指就能容纳数十人。制作期间，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五)。在如此种种"务取宏博，竞崇瑰丽"。"相法"隆盛之相的背后，对于佛法之教内，教外实大种恶因。佛教之所以能够风行于中国原因之一，就是佛家出世之情操，能够与文人士大夫所崇尚的风骨结合。所以历代都有高僧大德超出尘外，为天子不能臣。如慧远不出虎溪，僧朗幽居金谷等典故。然而到了武周一朝，有奸僧攀附则天，白马寺僧人薛怀义被授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吴公，创沙门封爵赐紫之始。此前慧远啸傲王侯，玄奘坚守所志之风渐灭。一时"道士亦慕僧家之本利，约佛教而为业"。(《旧唐书》)卷96，《姚崇传》之<遗令诫子孙文>。当时有道士杜，求愿为僧，敕许剃染，入佛授记寺，名玄嶷。因其新出家，位居下位，竟敕赐虚腊三十夏。(《僧史略》卷下，"赐夏腊"条)。武后时，符瑞图谶伪风盛行，致使秘密神异之说风行。道宣律师造《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大正藏》五十二卷)使佛教蒙上了鬼神化色彩。佛教的精神本是理智与情意异重，它的传播应适合不同社会层次各类民众的要求，才能得到合理、健康的发展。如果背离了这一方向，而成为统治者权贵的专利，为其过分渲染利用，就会对国家、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圣历三年(700年)，狄仁杰奏疏："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画缋尽工"，"无名之僧凡几万，都下检抬已待数千，经典僧伽，盖均冒滥"。长安四年(704)，李峤上疏谏造大像，谓"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有一十七万余贯，若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可拯救一十七万户饥寒之弊。"景龙二年(708)，辛替否谏曰"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以取怨于天下"。景天二年(711)，辛替否再谏力陈造寺观之害，谓"夺百姓之食以养残凶，剥万人之衣以涂土木"。张廷也指责武则天说"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为塔，极冶之金为像"，以至"天下虚竭，海内劳弊"。……惠能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走入佛门，他有机会看到当时佛教染患的各种流弊，从而可以综合和选择更有利于时代的内容，适合时代的潮流。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