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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上有多个大一统的王朝,但是也有多个政权更迭如走马观花般的乱世。这些个小政权国家纷至登场,相互对峙,自我感觉也是一世之雄的样子。但只是苦了后世人,许多人对这些时期总是一脸蒙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魏晋南北朝历史梳理,希望大家喜欢!一、楔子:旧时代的终结秦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强盛的时代(尤以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为顶峰),而其强盛的基础则在于极为彻底的编户齐民制度,国家通过控制编户,强有力的保证了税源、兵源的充足,为其开疆拓土提供了条件。但是自西汉元帝以来,伴随着官僚机构的逐渐腐化,地方豪族出现,他们包庇人口、武断乡曲,他们的存在与秦汉帝国的体制相对立,到了东汉中期,部分豪族通过家传经学逐步转变为士族,逐步从地方进入中央官界,进一步巩固其势力。与之同时,官僚机构进一步腐化,导致皇权弱化,外戚和宦官不断的争斗导致了中央权威的丧失。在中央和地方两股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国家对地方日渐失去控制,最终本为监察区的州转变为行政区,帝国开始走向瓦解。西晋虽然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是士族和豪族完全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社会,国家对地方控制极弱,晋武帝繁琐、细致的布局正体现了西晋局势的一触即溃,最终在晋武帝去世后不久,毁灭晋王朝的八王之乱正式爆发。八王之乱看似为宗室间的大混战,但实质上则是被诸王引为幕僚的士族间的乱战。宗王本身并无自身势力,他们在出镇一方之后吸收当地士人进入都督府,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通过地方士族对州郡进行控制,赵王伦之孙秀、齐王冏之五公皆是地方上的次等士族代表,因而八王之乱实质上是离心于中央的地方势力的乱战,是中央皇权与地方士族之间的矛盾,体现了西晋社会整合的失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内迁的胡人站上了历史的前台。综而言之,魏晋时代无法统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秦汉的编户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士族和豪族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宰,如何处理与其的关系,成为魏晋时代最为严峻的问题。魏晋时代的北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段:五胡时代、北魏时代、北朝时代。其中北魏时代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又可分为“后五胡时代”和“前北朝时代”。就北中国的具体事实而言,其主要矛盾有一横一纵。横向的矛盾在于民族关系(魏晋时代的民族矛盾与近现代以来的国族矛盾截然不同,魏晋时代远远没有出现政治意义的民族共同体,此时的民族是以文化为基本区分标准的,因而断不可以近代视角观之),胡族的活跃造成其塞北体制、文化与汉地的强烈冲突,造成强烈的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在两赵时代,这一矛盾贯穿整个五胡时代。纵向的矛盾在于阶层关系(政治矛盾),长期以来士族都是官僚的主要构成,胡族君主如何处理与士族、寒门、地方豪族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统治基础是否稳固的问题,这一矛盾在孝文帝门阀改革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造成了北魏末期的崩溃,并成为北朝时代最为重要的议题。二、胡汉分治与两赵时代长期以来,北方的胡族都保持着部落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五胡的君主早已不是北方的单于,而是帝国的皇帝,如何处理胡族与汉族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摆在胡族君主面前的重要问题。应该承认,虽然如刘渊这样的君主对汉文化有着丰富的了解,但是胡汉社会的矛盾并不是靠君主的个人才能便可以解决的,在五胡时代初期,胡族君主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办法,因而他们只能选择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胡汉分治。所谓胡汉分治,顾名思义是对胡族和汉族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一方面模仿汉人官僚结构,建立一套汉化的帝国系统,另一方面建立一套专门管理胡族的机构和组织,两者互不干扰,同时并存。由此形成皇帝-官僚-州郡、大单于-酋长-部落两套系统。胡汉分治的重要标志便是大单于的设立。大单于即是胡族机构的长官,一般由宗室担任,诸如刘聪、石虎都曾任此职,两赵时期大单于基本相当于皇位继承人,大单于的专属机构为单于台,下设左右辅及其他官吏,【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属于胡族自治的范畴。应该说胡汉分治的体制是极其简陋的,并没有试图解决胡汉对立的问题,只是将之搁置以图稳定,却为王朝埋下了隐患。这体现了五胡时代前期,受制于时代的影响,胡汉矛盾的难以调和,而这种民族矛盾又深刻的体现在两赵政权之中。如果说刘渊冒称汉室体现了他的汉化倾向的话,随着靳准之乱的爆发,刘汉政权之内的胡汉矛盾也显现出来。刘曜平定叛乱之后改国号曰赵,是为前赵政权。前赵虽与前汉一脉相承,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却是属于两个完全的'系统,刘耀以【冒顿配天,以元海配上帝】,实则意味着抛弃了刘渊所宣扬的刘汉宗亲的身份,回归了匈奴传统,体现了五胡时代的胡汉对立。后赵政权的体制与前赵基本相同,同样以大单于为核心构建了一套胡汉分治的体系,而其民族矛盾比之更为严峻,最终在宗室、武人的乱战之中,后赵政权在冉闵的大屠杀政策中落下帷幕。除了胡汉分治以外,两赵政权的另一个重要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