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正义：中国现代文学的伦理学维度.docx

诗性正义中国现代文学的伦理学维度诗性正义：中国现代文学的伦理学维度正如前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代表人物巴赫金在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拉伯雷小说的研究中提出了“狂欢化”、“复调”等著名元理论一样，玛莎·努斯鲍姆（MarthaC.Nussbaum），这位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神学院和哲学系合聘的弗伦德法律与伦理学杰出贡献教授，通过批判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的葛雷梗及其太太形象，建构了著名的“诗性正义”理论。“文学（诗学）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1）玛莎·努斯鲍姆的这一论断，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学的独特视角。在玛莎·努斯鲍姆看来，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培育人们的想象、同情和公正判断的能力，通过旁观者的裁判和公正判断，从而走向“诗性正义”。中国现代文学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等新思潮的催化下不断反思“文以载道”等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并在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和众多文学大家的努力下得以开启新程，他们一以“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对文学性的本体性追问、对爱与美的伸张，对自由精神的歌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新景，并因此获取了深厚的伦理内涵，彰显出鲜明的诗性正义立场。一、“爱与美”：旁观者的裁判“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平和的欲求……作者生活的谧静，使作者端庄，避开悲愤，成为十分温柔的调子了。”（2）许多年前，著名作家沈从文对作家冰心的这一评价极富见地。众所周知，一代才气斐然的作家兼诗人冰心，从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小说《两个家庭》到年近九旬时发表的《给一个读者的信》等作品，“爱”始终是她文学创作的主题。“有了爱就有了一切。”“青春活泼的心，决不作悲哀的留滞。”等震撼人心的话语正是这位“世纪老人”对其创作生涯的最好注脚，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在小说《最后的安息》中，冰心塑造了一个因由“爱”获救的女性形象。童养媳翠儿在道德枷锁重压下备受摧残，在惠姑给予她“爱”同时，她也获得了精神世界的新生。“心中更渐渐从黑暗趋到光明，她觉得世上不是只有悲苦恐怖，和鞭答冻饿，虽然婆婆依旧的打骂折磨她，她心中的苦乐，和从前却不大相同了。”小说以翠儿惨死告终，但爱的笼罩下却使翠儿获得了精神的“最后安息”，“爱”也由惠姑世俗的“恩典”走向了精神的“拯救”。而小说《烦闷》则深入地表现了母爱的圣洁，近乎“圣母颂”。爱的神圣性在超越现实情境状态下，抵达了更高的心灵世界，走向“梦的天真”乐园。“我要往一个新境界去了，那地方只有“和平”，“怜悯”和“爱”，一天的烦愁，都撇下我去了。”《一个军官的笔记》更是将这种爱推向了极致。“灵魂获救绝不仅仅指某种超越死亡的状态;而使之灵魂的终极追求获得满足，灵魂只有与自己及其上帝商定的完善得以实现。”哲学家西美尔指明了“爱”对于人生的宗教意义，正是从此意义上冰心力图建构的“乐园式”的爱，具有了宗教维度。如果说，冰心通过“问题小说”提出了“爱的哲学”命题，许地山针对艰难时世开出了“宗教调和”的“药方”，王统照希望通过文学家的努力达到“爱与美的实现”，沈从文则通过对自然生态的歌赞，写出了“纯净的爱”，再到梁实秋、林语堂和陈西滢等倡导的美文风潮，更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倾向。作家许地山在《缀网劳珠》、《东野先生》、《玉官》等小说中塑造的各色主要人物，以“上天所赋的”的“慈悲心情”和近乎受难的方式宽有世事，成为一个圣洁的“救世者”，其间可见许地山的慈悲心怀和爱的挚诚，用杨剑龙的说法就是“尽心尽意地构写爱的篇章，无论是描写宽恕他人的爱，还是描写牺牲自我的爱，抑或描写爱人如已的爱，都充溢着基督教的色彩。”王统照将“爱”和“美”视为人生要义，“交相融而交相成”的，“爱而不美，则其弊为干枯为焦萎，将有凋落之虞。”在小说《微笑》、《一叶》、《十五年后》等小说中，将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沈从文则获取了“美和爱的新宗教”，宣称要“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爱与美的接触的路”（《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后序》。爱与美进入现代小说视阈并形成一种诗性精神，不仅扩展了现代小说的表现主题，而且丰富并提升了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诗性认识。努斯鲍姆运用“旁观者理论”论证其对于公正裁判的重要性。旁观者只有具备公正的、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应该充分了解事情的真相、应该具有与他人同情共感的能力等条件，才能进行公正的裁判。面对新旧文化碰撞，中西文化交融，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残酷现实，中国现代作家群以“旁观者”身份，通过“爱与美”的抒写，拯救人们的心灵，救赎人生苦难，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裁判。二、想象与同情：正义的生成“基于情感的诗性正义能够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感召，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同情的姿态去关注那些弱者，而文学性的视角则拓展了我们的经验边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