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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田园诗陶渊明的田园诗陶渊明的田园诗1饮酒(其五)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的田园诗2陶渊明(365-427年),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末期南朝宋伟大的诗人、辞赋散文家。陶渊明的田园诗产生于东晋末年。当时南北朝分裂,政权混乱,很多士族地主依靠东晋政权大肆强取豪夺土地,使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冲突下,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动摇了,各种思想逐渐兴盛起来。其中玄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最大。很多文人看清了时局的动荡,政权的黑暗,在自觉无力挽救的情况下,精神颓废、纵情自然,借此躲避现实。由此产生了很多玄言诗、山水诗。而另外一些文人士大夫,则因为对现实不满,看清官场的黑暗,所以舍弃官职,远离庙堂回归自然,以求得安身立命,净化心灵。而陶渊明正是他们的杰出代表。陶渊明从小就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与自然风物十分亲密。然而他并不是普通的山野村夫之后。他的曾祖父、祖父及父亲都做过大官,属于仕宦大家。只是到他出生时,家族已经没落了。在他年幼时,他的父亲就已离世,他从小生活在外祖父家。其外祖父作为一代名士,“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这与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之所叙极为相似。可见,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再加上他“好读书”(《五柳先生传》)“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外祖父的藏书也为他日后的修为和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在这样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在这样一位闲静少言、性情耿直的名士的影响下,陶渊明的思想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志趣――既有“猛志逸四海”(《杂诗十二首》)的志向,又有“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的性情。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志趣和当时政治的黑暗,造成了他日后的几仕几隐。太元十八年(393年),那年陶渊明29岁。因家庭衰微,加上自己的“大济苍生”的愿望,陶渊明初仕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但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辞职回家后躬耕自足。期间还辞谢了州主簿一职。安帝隆安四年(400年),已有35岁的陶渊明怀着逸四海的猛志,做了桓玄门下的一名属吏。却一直不满其篡夺政权的野心。勉强做了一年后,因母亲过世就辞职回家了。元兴三年,陶渊明乔装私行,将桓玄篡夺帝位的前后告诉了刘裕,表达了他对篡夺者的不满。在与刘裕接触后,陶渊明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明主”,但后来发现刘裕也是一个为一己私欲颠倒黑白的人,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隐居。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41岁,终于找到了一个值得自己敬重的人,他就是时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的刘敬宣。这年,陶渊明做了建威参军。但因为刘敬宣的辞职,他也去职了。陶渊明的最后一次当官,是任彭泽县令。然而,仅为官八十一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还是授印去职了。弃职返乡后的陶渊明写出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及《归园田居五首》。陶渊明为官的这十三年,是为实现自身理想不断尝试,是与黑暗社会不断抗争,不断失望,直至绝望的十三年。经过这十三年,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心愿。这些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性本爱丘山”的性情都成为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的基础。陶渊明是在农村长大的,所看所触都是自然风光;而经过几次仕隐,除了少量的官场生活外,他的多数生活都是与田园风物、田野村夫一起度过的。无论是从小自然环境的熏染,还是后半生长期的农村生活实践,都给他的田园诗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生活源泉,使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陶渊明的田园诗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