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陈独秀主义的铺开与胡适问题的被弃.docx

初探陈独秀“主义”的铺开与胡适“问题”的被弃肖钰周[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二十世纪初，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目睹了一系列改良乃至革命在中国的失败，从而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界的革命。他们反对封建传统文化思想，引进外国人文主义精华，试图改造国民之精神进而转国家之穷困于富强。为此，知识分子们由于成长环境、留学经历相异而各自持有不同的主张。其中，陈独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与胡适崇尚的实验主义思想较为突出。从过程看，二人私交甚繁，甚至有针锋相对的论辩；从结果看，中国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在其上走远。本文试着从个人、学说和外力的角度回看那段历史、探求其中缘故，希望对于我们更好地在先辈道路上前进有所帮助。一、思想形成整理胡适的求学道路可知，青年胡适在上海新式学堂就读六年，期间阅读了大量维新书刊和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新书籍，初步形成了民主主义思想，树立了改良主义信仰。赴美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改学批评实验主义的康奈尔哲学，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系统地接受了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教育，由此启发对中国革命的思考。胡適曾说过，他的导师杜威先生——实验主义集大成者，是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人之一：“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术理想都看作待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1]陈独秀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1919年，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中说：“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们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此文刊登后，胡适吃惊说其日益左倾了。二、原因初探（一）个人因素1.性格养成胡适生于没落官宦人家，自幼失去父亲。其母以贤德著称，在她的教育下，胡适从小循规蹈矩。“胡适早年就提倡白话诗，因为美国朋友的反对而态度更谦虚。后来其名篇因考虑到会招受守旧派攻击等方面原因取题为《文学改良刍议》而不敢提文学革命之大旗。[3]同时，胡适做人的态度也是处处宽厚且肯体谅人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母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学来的“外国脾气”[2]。陈独秀被捕后，胡适写道：“《每周评论》第25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胡适不惜以自己的庸碌来反衬陈独秀作为革命实践家的思想风范，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他的被捕，正是为了“爱国爱公理”之故。陈独秀自幼也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童年就开始显露出执拗不屈的个性。陈独秀幼时虽然常因背不出四书五经而挨祖父的打，但无论挨了如何毒打也总一声不哭，气得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说他是“家门不幸”，对八股文的排斥多少也与年幼时祖父的强制所造成的逆反心理有关。这种“刚猛、狷介”贯穿了陈独秀的一生。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的一条随感录里这样写道：“我们青年人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胡适的温和谦逊与陈独秀的刚猛狷介在他们关于区分中国文学时代问题上也可以表现出来。当时两人对此意见相近，但对于胡适的允许别人匡正的话，陈独秀不能接受，他认为，改良中国文学，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已经十分明了，不容有反对者讨论的余地。胡适则觉得，陈独秀火气太盛，文学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平心静气，允许别人提反对意见，众人拾柴火焰高，仅仅靠几个人是难成气势的。可以说，陈胡两人截然相异的性格特点是日后两种学说在中国发展境况不同的直接原因之一。2.政治热情政治热情的存在为宣传思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更广阔的空间。陈独秀对政治一直投入满腔热情，从一开始就视马克思主义为政治之部分，愿为公理付出一切；而胡适则抱定主意不谈政治，把实验主义与政治的界限划得极为分明，在此方面的努力与他“反对的朋友”相比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曾提醒国人：“人类是政治动物，应该将国家政治上的事看作自己的分内事。”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明知道危险却坚持散发传单，让胡适等人先离开，最后被捕；1922年，法国探长一行以“家中藏有违禁书籍、鼓吹过激主义书刊报纸多种”的理由逮捕了陈独秀，他对此嗤之以鼻。每一次被捕都让陈的信念更加坚定，无论是被北洋政府逮捕还是在法租界几次被捕，他始终对自己“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号召以身作则。胡适1917年回国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他看到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落后的气氛叫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