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内涵特性与规模测算方法框架.docx

数字经济内涵特性与规模测算方法框架一引言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发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惠及世界人民”成为与会各国的共识。2010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中强调：“……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专门提到，要“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至此，“数字经济”迅速成为国内商界、政界、学界热议的重要语汇。应该说，2012年以来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几乎无处不在。对于微观主体来说，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数字经济对生活方式的悄然改变；对于政府决策部门来说，数字经济对增长、就业的带动毋庸置疑，但数字经济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每年带来多少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了几个百分点，似乎并无标准权威的定量测度结果。从公开发布的既有测算结果来看，不同机构提供的数据存在很大差异。根据中国信通院和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公布的测算结果，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2016年达30.61%，2018年达34.8%；而艾瑞咨询前几年公布的测算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仅为1.7%。客观准确的测算结果是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如此巨大的差异不仅会带来认知上的混乱，更可能误导决策。因此，有必要从学理上探讨数字经济的内涵以及数字技术（或ICT）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具备的技术-经济特征，以此为基础构建可信可行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框架。二国内外数字经济测算的历史沿革（一）美欧数字经济测算理论与实践有关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方面的实践至少可以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以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新经济为美国带来了一段长达近10年的经济繁荣。美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相关的测度给予了很大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乔根森（DaleJorgenson）、KevinJ.Stiroh、StephenD.Oliner和DanielE.Sichel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信息通信技术（ICT）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文，为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的测算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综合这些文献，可以将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的主要技术-经济特征大致归纳为三项：一是渗透性特征，即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所具备的，能够渗透、影响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基本特性（BresnahanandTrajtenberg，1992）；二是替代性特征，这源于计算机芯片生产中所遵循的“摩尔定律”带来的ICT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进而带来ICT产品在资本积累和消费中对其他产品的替代（JorgensonandStiroh，1999）；三是协同性特征，即ICT在信息产生、存储和传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增强生产过程中要素间的协同性，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应该有助于使用部门TFP提升（DavidandWright，1999）。上述三项技术-经济特征中，渗透性是数字技术（ICT）其他两项特性发挥作用的基础；而替代性、协同性对应的替代效应和协同效应，则是数字技术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也是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测算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学界探讨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同时，美国政府有关机构在数字经济的测算，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增加值规模测算方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美国商务部电子商务秘书处（SecretariatonElectronicCommerce）、美国人口统计局（USBureauofCensus）等机构针对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测算先后发布专题报告（Margherioetal.，1998；Mesenbourg，2000）。在2000年前后，信息通信技术（或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的渗透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领域，因此，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和测算基本围绕电子商务展开。Mesenbourg（2000）明确将数字经济的构成分为三部分，即支撑的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流程（交易是如何实现的）和电子商务交易（在线出售商品或服务）；Margherio等（1998）也是从电子商务出发探讨数字经济的测度，并主张IT革命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用户群体的构成特征。Haltiwanger和Jarmin（2000）、Moulton（2000）则结合前述学术论文和政府研究报告，从数据收集、调查统计、资本存量估算、价格指数调整等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对GDP贡献测算的一些技术细节。2010年前后，欧盟委员会和OECD针对日益兴起的数字经济和信息社会开展了一系列系统性的统计和测算工作。OECD信息社会指标工作小组（WorkingPartyonInd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