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改革必须高度关注货币错配风险.docx

汇率制度改革必须高度关注货币错配风险2004年，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进程进入后过渡期，货币当局开始考虑着手改革我国人民币的汇率制度问题。为了稳妥推进这项改革，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认真的研究。2004年5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大连举办了一次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国外众多专家参加。我荣幸地作为国内唯一受邀专家，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研讨会，做了专题发言并主持了半天的讨论。这的确是一个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理论深厚且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使我获益良多。参加这次会议更为重要的收获，便是得到与会的美国专家戈登斯坦教授的题为《控制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错配》的赠书。正如本文导言所述，我很快就邀请金融所曾刚博士将此书翻译出版——本文就是我为此书撰写的序言。这部译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一导言2004年5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培训基地在大连落成。借该基地落成庆典之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大连联合召开了一次理论研讨会。时值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执又起波澜，人民币汇率问题自然被确定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刘庭焕、李若谷，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胡晓炼、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张晓慧，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一些司局的主要官员参加了会议。在外国专家一方，与会的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RobertMundell），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RonaldMcKinnon），哈佛大学教授弗兰克（JeffreyFrankel），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戈登斯坦（MorrisGoldstei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学院院长里普奇斯（LeslieLipschitz），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学院副院长翁崇惠（Chorng-HueyWon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局长唐纳维（StevenDunaway），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中国处处长普拉萨德（EswarPrasad），瑞银华宝（UBS）安德森（JonathanAnderson）等。一时间，中国这座北方明珠城市名家云集，颇有“华山论剑”之盛。作为与会的外国专家之一，本书的作者之一戈登斯坦教授不仅做了精彩的专题发言，同时还带来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新著《控制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错配》。据他介绍，由于尚未正式发行，他随身只带来了两本样书。其中一本送给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部门，另外一本——承蒙戈登斯坦教授错爱——送给了我。我很快将这部墨香犹浓的著作翻阅了一遍，并且立刻感觉到有必要将它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有关当局、研究界和广大关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人们。原因在于，这部著作详细分析的“货币错配”问题，是一个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中普遍存在，一旦其汇率水平或（和）汇率制度变动便会立刻痛切地感受到，倘若解决不好便会对其国内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带来巨大不利冲击的现象。而对于这样一个与汇率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决定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国内基本上还没有认真的研究。当时，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问题，国内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获得了共识。例如，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将向更具弹性的方向进行改革的问题，对于这种改革需要完善有关的体制和机制并需要准备一些必要的技术条件问题，对于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并安排好先后次序问题，对于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对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影响等，基本上没有重大的不同意见（尽管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因此，在要不要改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制约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已经集中于如何起步，起步之后可能遇到怎样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之上。在我看来，货币错配就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立即会遇到，因而需要有充分认识并必须有应对预案的这种问题之一。二货币错配是金融全球化的一个普遍现象。根据戈登斯坦教授的定义，“在权益的净值或净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动非常敏感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指的是资产负债表（即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则是指损益表（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越严重”。[1]根据这一定义，中国已属货币错配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因为，到2004年底，中国居民持有的外币资产占M2的比重已达27%。[2]如果再考虑到2004年底我国外债余额已经高达2285.96亿美元的现实，错配情况显然更为突出。应当清醒地看到，在货币“错配”条件下，汇率变动预期对国内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的不利冲击问题，在中国已经出现。不妨简单回顾一下近几年的经历。众所周知，自从2002年日本率先以“中国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为由发难，并进而于2003年要求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