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乡村振兴：推动云南鹤庆新华村发展的三股力量.docx

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乡村振兴推动云南鹤庆新华村发展的三股力量摘要：传统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9年8月，新华村金属工艺已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小炉匠”挑着担子走村串寨“讨生活”，发展到全村72.7%的家庭，共972户、2928人从事金属工艺生产经营的规模[1]。分析新华村金属工艺振兴乡村经济的历程发现，传统工艺的韧性与活力、“非遗”资源的开发和产业化，以及在交流互鉴中的创新，这三股力量共同铸就了新华村金属工艺的创新性发展。而农业文明的底色促进了新华村工匠间的合作而非竞争，使当地金属工艺呈现出手工业、工业与信息文明之间共存、共享、共赢的发展面貌。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工匠设计乡村振兴一、新华村金属工艺形成的背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的结合部位，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鹤庆县位于大理州的北端，新华村是鹤庆县最靠近西北部的几个村落之一，距县城7公里，距丽江39公里。新华村是一个白族聚居村，白族占村落总人口的98.5%[2]。对于新华村金属工艺形成背景的挖掘，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新华村人迫于生计的选择。新华村由南邑村、北邑村和纲常河村三个自然村组成，其中南邑村和北邑村坐落于凤凰山的脚下，三面环山，几乎没有农作物产出，仅东面有少量田地。在过去依靠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年代，艰苦的自然条件，人多地少、广种薄收、粮食不够吃的现实问题，迫使村里的男子汉必须背井离乡挣口粮。于是，新华村工匠便扛起家庭和生活的重担，肩负工具、行囊，走村串巷，靠修补锅、壶等器皿养家。通过走访新华村各个年龄段的工匠及其祖辈、父辈的从业历程，尤其是结合对1940年出生、新华村老年协会成员、在新华村老一辈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段育松老人的采访，可以梳理出1949至1979年间，促进新华村金属工艺形成的背景。新华北邑村的山后往西，有个打鹰坡，是当年马帮茶马互市的必经之路。早在1949年之前，新华村工匠就跟随马帮的足迹，前往云南偏远地区先后从事铁匠、铜匠等手艺，所达之处远至缅甸、印度。因为茶马古道上向北进入藏区的路途太过艰险，而瑞丽、景洪与盛产宝石、翡翠的缅甸相接壤，经济相对发达，所以，新华村工匠多向南前往思茅、景洪或保山、瑞丽等地做手艺。早年新华村工匠外出找活是游击式，师父带着徒弟，出去挣了200元至300元钱，回家吃完、用完就又出门。那时工匠们并不想着攒钱，段育松用“得天度日”一词来形容这种比较原始的“小炉匠”思想。這些靠手艺为生，挑着担子每到一个村寨支起炉灶就能修修补补的工匠，被称为“小炉匠”;而这段背井离乡“讨生活”的经历，工匠自称为“走夷方”。早先小炉匠出门完全依赖步行，生活节奏慢、劳动强度大，一旦遇上下雨，路上就泥泞，根本没法走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小炉匠“走夷方”的条件有所改善，出行基本能够坐上客车。因此，真正意义上挑着担子完全靠步行“走夷方”的小炉匠，应该只存于20世纪60年代及以前。新中国成立后，小炉匠走夷方去过的地区，主要包括云南省南部、西部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玉溪、普洱、保山周边偏远的县乡。在小炉匠“走夷方”前往偏远地区修补铜器的过程中，边地少数民族保留了较为完好的佩戴首饰的习俗，这为新华村工匠接触银饰制作工艺，实现从铜匠向银匠的技术提升提供了可能。当时，少数民族群众时常拿着祖传的老银饰，询问新华村工匠能否修补、重做。在这一过程中，新华村工匠通过拆卸、组装各类老银饰，了解了首饰的结构和制作工艺。由于“打首饰”属于金银细金工艺，比修补铜器工费更高;且当地少数民族妇女又有佩戴首饰的需求，于是新华村工匠在摸索中逐渐掌握了傣族、景颇族、阿昌族银手镯、银烟盒，彝族、哈尼族银挂链，佤族银腰带、耳饰，德昂族、苗族、瑶族银项圈等各类少数民族首饰的制作工艺，实现了从铜匠向银匠的角色转换。二、依托金属工艺实现乡村振兴的四个阶段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指出：“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3]分析新华村的案例，发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是迫使新华村工匠外出做“小炉匠”的根本原因。直到今天，新华村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也并未得到任何改善，且20世纪90年代末新华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反而让村民人均耕地面积从1980年改革开放实行包产到户时的每人6分（约400m2）多一点，减少到4分（约266.68m2）左右。但正因为村里家家户户做手艺，积极发展副业，新华村人的经济状况并未受到耕地面积较少的影响，反而依靠手工艺过上了如今红火的日子。1.开拓藏族聚居区金属工艺市场（1983-1996年）新华村家庭手工艺副业的萌发，要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新华村工匠开拓藏族聚居区金属工艺品市场的阶段。需要特别指出，新华村工匠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