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分析.docx

中国的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分析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高投资现象一直为人所诟病。自1978年以来，反映经济中投资水平的指标——资本形成率（GDP使用中投资所占的份额）一直处于40%左右的高水平，而且，与1978年的38%强相比，2004年已经达到近44%。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及其波动显然同投资率的水平及其波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到，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GDP增长率与投资率亦步亦趋，而且，在90年代的经济周期中，两者的关系还明显加强了。从2001年开始的本轮经济波动中，投资增长率上升乃至投资率的高启更是受到广泛关注。图1中国GDP增长率（左纵轴）和投资率（右纵轴）应当说，经济的局部过热归咎于投资的过快增长。因此，通过压缩某一时段、某一地区和某一行业的投资来控制物价并稳定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正途。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短时期内希冀用国内需求的另一个主要构成——消费来替代投资的重要地位似乎难以做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中国国内需求的两大主要构成因素中，消费需求相对稳定，其占GDP的比重自1978年以来甚至呈现出缓慢下降的态势。对于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现象，尽管理论界始终没有停止过讨论，并开过多种“药方”，宏观调控当局也始终没有放弃控制投资率和提高消费率的努力，但是，消费相对减少和投资相对上升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状况表明，对于长期存在的高投资问题，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由各种不合理因素导致的“过热”，而是要探讨其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经济机制。一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高投资率和更加高的储蓄率对于长期持续的高投资现象，我们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高投资本身是否造成了经济失衡？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就非常简单了——降低投资率。但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导致出现长期高投资现象的基本经济机制是什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恒等式予以说明。首先看封闭经济的情况，此时，按照支出法统计，产出可以被简单地分解为消费和投资两大类，或者等价地变成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等式：Y=C+IS=I在封闭经济中，经济是否失衡需要看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则这样的投资将得不到实际资源的支撑，经济将因此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反之，如果投资小于储蓄，则实际资源将得不到充分利用，经济将因此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由于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各种外部和内部冲击的影响，储蓄和投资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相等。例如，在经济景气上升阶段，投资可能会大于储蓄，而在经济景气下行阶段，储蓄可能大于投资。这种储蓄和投资的交替变化既可能反映了经济的周期性失衡，也可能是经济向均衡状态自然变化的结果，这取决于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1]。然而，如果投资长期小于或者大于储蓄，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判断：经济处于失衡状态。在开放经济中，产出不仅可以用于国内需求（消费和投资），也可以用于国外需求（净出口），而等价的一个表示法就是国内储蓄与投资之差等于国外需求：Y=C+I+（X-M）S-I=X-M这里，需要将经济失衡的现象分为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两类：内部失衡即指储蓄和投资的不相等，更准确地说，是储蓄和投资的长期不相等；相应的，外部失衡则是指出口和进口的长期不相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具有比较复杂的关系，归结起来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内部失衡引发了外部失衡，例如，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储蓄率过高）和（或）国内投资需求不足，过剩的国内产出需要由国外需求，即净出口来得以消化；第二，外部失衡引发了内部失衡，由于净出口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外币间的汇率，如果因汇率受到管制或者其他因素而导致本币币值被高估或低估，则净出口乃至储蓄和投资的关系都会受到扭曲。图2中国的储蓄率、投资率（左纵轴）和净出口率（右纵轴）就中国的情况看（参见图2），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处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的状态。内部失衡表现在投资率长期小于储蓄率：自1990年以来，除了1993年以外，所有年份的投资率都小于储蓄率。这种状况意味着“高投资”尚未高到可以吸收更高的储蓄的地步。进一步看，如果说投资导致了经济失衡，那也是因为投资率太低。与内部失衡相对应，1990年迄今，除了1993年以外，所有年份出口都大于进口。也即，中国经济对外也表现出长期的失衡状态。于是，针对中国经济长期的失衡现象，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究竟是内部失衡引发了外部失衡，还是反之？如果说是外部失衡引发了内部失衡，那么，恢复均衡的简单措施就是让人民币升值。但是，即使是美国经济学家（例如，伯格斯坦等，2005）也不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由此，如果说是内部失衡决定了外部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