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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劳伦斯的生命哲学论劳伦斯的生命哲学20世纪前期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年代。战争、灾疫、经济危机等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西方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迷惘之中。劳伦斯的创作时期正是在20世纪初期。劳伦斯在目睹人类在急速膨胀的工业社会中生命个体的萎顿、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疏远之后，他对作为人类深层意识——“血的意识”——的丧失与遗忘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忧虑，故而提出了：生命的真正内涵，就是“人与其周围全部世界之间的完美关系”[1]。并形成了“血的意识”的生命哲学。这种“血的意识”的生命哲学深刻地体现了劳伦斯的审美意识，并呈现于他对人与宇宙、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追问。它是工业文明中一种全新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是抵御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异化现象的“生命启示录”。一、关注行动——人与宇宙的关系生命在于与周围世界所获得的关系，正如劳伦斯所说：“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完美关系就是生命本身。就它的第四向度意义而言，它是永恒的、完美的。”[1]这种“永恒与完美”的四维关系，不仅体现在人类身处自然、并与自然建立全方位的空间关系，同时也体现在人类对宇宙自然的行动的关注和感知，它具有时间的连续性。行动正是一种连续的节奏，它是连贯的变化，而非某一时刻的状态。正如玛斯庄园的日升日落、春去秋来、拉格比庄园四季的变化。关注行动就是以身体作为感知的媒介，人类用流动着汩汩血液的身体和宇宙自然万物建立起必不可分、浑然一体的联系。身体“关注岁月与季节的大行动、灵魂的轮回的行动、女子与男子的生命合为一体的行动，漂泊的月亮的小行动，太阳的大行动……”[2]这些生命的行动。关注行动本身也正是人类与宇宙建立起的一种“有生气、有助益”的关系，是维系人类与使其内心获得养料与新生的伟大源泉——宇宙——的联系。当钟表取代了太阳，人类不再以对太阳行动的关注作为对时间的感知，表盘上的数字，即时刻和状态称为人类关注的焦点。对状态的关注，是人类割裂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联系的标志，当下成为人类唯一的存在。对与当下与状态的关注，使得人类不顾古老的传统与训诫、不管未来的隐忧与灾难，恣意挖掘自然、挥霍自然，自然丧失了与人类血肉相连的地位，成为被认知、被利用的客体，人类从与宇宙自然的密切关系中抽离。在劳伦斯看来，这种抽离，不仅在消耗自然，同时也在消耗人类生命本身，“人类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大树，根底朝天”[3]。人类之所以取消对宇宙行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悲剧时代。在悲剧时代以前，人类满怀自信地拥抱着宇宙与生命，将自己与宇宙连为一体，以血流感受生命的脉动、宇宙的行动。前悲剧时代告诉我们，“人的最大的需要就是永远地更新生与死的全部节奏”[4]。而释迦牟尼、柏拉图、耶稣这三位极度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却对人类训谕：幸福只有在脱离了凡俗生活的抽象自我中才有，幸福超脱了平日的生死成败，而存在于“永世不变”的或者永恒的生活之中。正是因此，人类几乎被完全从季节、生死和成败的富有节奏的生活中抽象出来。劳伦斯认为，这种抽象既非幸福也非解脱，而是虚无，这种抽象带来的是毫无意义的僵化[5]。也因此“最近三千年的历史走的是一条引入理想、空想和悲剧的歧途”[6]。理性主义宗教和哲学，在工业文明面前的溃败，使得这条“歧途”结束。在被知识和理性操纵的工业时代，人类以理性思考、以知识定义世界的状态，取而代之以身体、血液感知世界的行动。理念、知识与人的身体感知相悖，人类对理念和知识的仰仗，使得人类割裂了自古以来用身体与宇宙建立起来的密切的联系。因此，劳伦斯说：“对我们来说，生活已经死了”，“‘知识’毁掉了太阳，把它变成了一个布满斑斑点点的气体之球；‘知识’毁掉了月亮，把它说成是一个受天花般的死火山侵蚀的毫无生命的小地球”，而现在“机器毁掉了地球，把它变成了一个稍微有点崎岖不平，但你可以遍地飞驰的平面”[7]。工业时代的宇宙，拥有人类的认识客体和利用对象的双重身份，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彻底破裂。劳伦斯认为，能拯救人类走出困境的方法就是返璞归真，“走到理想主义观念以前，走到柏拉图以前，走到生命的悲剧理念出现以前”[8]。人类必须回归整体，以生命的纯然状态回归自然中的位置，关注生命，重新在万物中建立联系，“让大生命在日换星移的宇宙的接触中再生”[9]。劳伦斯将这种对自然的关注深刻体现在其作品中。在《白孔雀》中，他描写了主人公西里尔将身体融入自然的感受：他的双眼看到鱼儿、树林和山谷，耳朵听到唱出生活欢闹的潺潺溪流，身体感受到“阳光的嬉戏”、风儿的微拂和土地的温暖，他还嗅到芦苇的清馨。而具有“农妇本能”的乔治，则更是将自己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他回忆大柳树边的那棵茂密的梧桐树时说：“记得当我的父亲折断它的主枝时，我非常难过……好像我自己的主茎也被折断了似的。”[10]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在如注的滂沱大雨中裸身一路跑开。她发出野性的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