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贡献.docx

论毛泽东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贡献编辑。论毛泽东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贡献[摘要]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在文化的深层机制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有机融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形式。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关键词]毛泽东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1－0046－04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关系，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哲学探索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发展除了受经济和政治的制约外，还有其自身发展的固有规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各民族哲学的交流与融合规律于中国，并结合中国哲学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向外国学习”、“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法论原则，解决了哲学发展中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矛盾问题，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毛泽东在“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引导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民族的哲学必须与世界其他民族异质哲学进行交流，通过吸收和借鉴外民族的进步哲学，来促进本民族自身哲学的发展，这是哲学自身要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时代性差异：前者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产生的科学理论体系；后者主要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前现代性观念、习惯与规范的系统。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是一个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改造，使中国古老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使之具有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从而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第一，毛泽东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终结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行知关系的争论，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表现为“知”和“行”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知行关系的争论。关于行知关系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关于知行关系的问题，中国哲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多年，主要是“知”和“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以“知”鉴“行”，还是以“行”鉴“知”的问题。中国的先验论者主张“知”先“行”后。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唯物论者则主张“行”先“知”后。墨子说：“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闻之，莫见之，谓之亡。”(《墨子·非命中》)综观古人的观点，无论是先验论还是唯物论，对这一问题都没有解释清楚，至多是一种带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的直观意向。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对这一争论进行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首先，他明确地否定了人的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以及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等各种主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其次，毛泽东肯定地提出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也即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在《实践论》中，他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他还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既是知，也是行，是知和行的统一。以“知”鉴“行”还是以“行”鉴“知”的问题。实际涉及的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是什么。中国古代的唯心主义者主张以“知”鉴“行”，最为典型的是墨子的“三表法”，认为要以“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和“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毛泽东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也就是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论》的结尾，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概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